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20年前，他走得是那么突然，几乎谁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可是，他又走得是那么自然。当时，他身体状况很不好，1987年冬党的十三大后他就病了，1988年冬又得了一场肺炎，后来虽然康复，但食欲不好，吃东西很少，体重不断下降。当时，他对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还心有余悸，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议论纷纭，他是个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人，内心很不平静而又无法抒发，因此感到郁闷压抑。身体不好，心有余悸，思想压抑，三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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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调配一名政治秘书
1988年11月下旬，刘少奇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我当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正在长沙具体负责主持这次研讨会。就在这同时，耀邦同志也在长沙休养。我们的会址是在蓉园，耀邦同志也住在蓉园的9所。参加研讨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如邓力群、于光远、杨波等，听说耀邦同志住在这里，都先后去看望他。我因为会务缠身，先打了个电话给他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会后再去看他。因此他知道我也来到了长沙。会议后期的一天，李汉平来找我。我同李汉平很熟，我以为他是来看我，找我叙叙家常。可这次他是奉耀邦之命，有事来找我的。他告诉我，耀邦同志身边现在除他之外，只有一个机要秘书，经常收到一些来信，都没个人替他答复;有些问题和想法希望有个人交谈交谈、议论议论;还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帮助做点记录，查点资料，整理点材料。因此想让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问我愿意不愿意。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既感到突然，又感到惊喜。
对于又能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为他服务，我是很乐意的。自从1959年调离他身边之后，多少年来，我经常做梦又回到他身边，在关东店20号(耀邦同志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后来为赵紫阳居住)那熟悉的院落里工作。其实，当时我压根儿也没想过再去当他的秘书，但不知为什么会老做这样的梦?耀邦同志这个人是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的，几乎在他领导下和同他接触过的人，包括对他有这样那样意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折服。他那无私忘我、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精神，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好学敏求、爱惜人才的热忱，深刻、敏锐、新鲜和活跃的思想，近乎天真、过于率直的性格，爱憎分明、襟怀坦荡的品德，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周围的人。我想大概就是这无形的磁力，在睡梦中把我吸引到他的身边。如今梦想竟将变成现实，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文献研究室这边，我还担负着主编刘少奇年谱等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时恐难完全脱身。
同时，我已年近60岁，身体又不大好，剩余的岁月和精力有限;而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责任重大，他对工作，尤其是对文字工作又要求严格，标准很高，我害怕难以胜任，有负耀邦同志的期望。思忖再三，最后，考虑到耀邦同志当时的处境，以及我与他的关系(我从1954年到1980年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其间1957年到1959年担任他的秘书)，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我觉得他提出要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是经过反复思量、认真考虑的，我义不容辞，没有理由不答应。只是暂时还得兼顾一下文献这边的工作，然后再逐步完全过渡到他那里去。李汉平将我的意见转告了耀邦同志，他很高兴。很快就让李汉平回北京，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汇报(实际是通过他报告中央)，经批准同意后，即正式办理调任我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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