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后期日本财政改革的正当性悖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7:11:33 《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 韩东育 参加讨论
二、复杂的改革事态及其正当性悖论 从元禄的宽松到正德的紧缩，从享保的宽松到宽政的再度紧缩，从化政的宽松到天保的重复紧缩，两条明显对立的主线一直起伏贯穿于幕府中后期政策变化之始终，即：  在这组两两相对的改革链条中，每一个宽松阶段都要承续前几个阶段的宽松政策，而每一次紧缩又少有例外地不对俭约政治呼朋引类。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在有的阶段，宽松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个阶段，紧缩是正确的。由于每个不同阶段政策的实施，几乎都建立于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基础上，因此，通过每期拨乱反正的过程，人们还可以推导出如下认识，即：如果说宽松是正确的，那么紧缩便是错误的；如果紧缩是正确的，那么宽松就有了深刻反思的必要。问题是，无论宽松还是紧缩，都是同一政治体制内部的政策调整行为，因此，每个时期出台的不同政策，既能集中反映出该阶段的正当性诉求，也会物极必反地累积起对其正当性的否定因素。而且如实而言，天保改革之所以会以上述局面激烈登场也草草收场，还因为水野忠邦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局，其中有空间性的也有时间性的，有一国域内的也有万邦国际的。这意味着，在讨论天保改革之前，水野面临的幕府困局及幕政语境下改革具有的正当性问题，须引起研究者的特殊关注。所谓“没有发挥好政治设施的优长”和“用人有误”等似是而非的看法，显然不足以解释天保改革中政治家的清正理想、政治智慧、倾心投入和无人以失败为乐事等常识性问题。 如前所述，当时仍是东亚第一强国的清朝尚无法抵御的西方列强，日本亦自然难以招架。(33)林子平(1738-1793)对沙俄的警觉、(34)德川齐昭(1800-1860)对海外情报的全面收集与防范，(35)意味着“异国船”以各种名义的频频来扰，早已给幕府带去了恐慌，而于今为烈。(36)“攘夷”迫在眉睫，要求开府以来一直代表日本行使外交权力的德川幕府，只有凝聚域内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在此基础上强基固本，才庶几可以在迟早到来的列强威逼下求得独立和生存。然而，当执政者反观日本自身时，则情况不但不容乐观，甚至还危笃不堪。先是，“四民”序位的本末颠倒，使幕府赖以确立的“旗本”和“百姓”(农民)等身份制基础已发生根本性动摇。在工商界唯利是图价值和奢靡豪华风气的引诱下，士农或离开土地，或耽于享乐，城里纸醉金迷和歌舞升平的背后，是农事废弃、大名文弱以及随之而来的幕府根基垮塌。与此相关，随着幕政的整体不振，质疑德川政权还有没有能力在新的世界大势面前继续担当国家大任的舆论开始由微而显，而请出蛰居久矣的皇室来挽救颓势的所谓“尊王”鼓动亦逐渐由想法变成行动。有过天皇身边工作体验的水野忠邦，之所以与德川齐昭既合作又戒备，西南强藩不断示人以“自立”的举动让水野如坐针毡，已为人们动态地诠释了幕府面临的不妙实况。 这意味着，水野的改革纲领也只能措置于如何有效地挽救几成朽木的旗本、几乎废弃的农业和几近解体的幕政等内部事项上来。就是说，幕藩政治的空前危机无疑为天保语境下的改革赋予了可以理解的正当性。水野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荼毒了世道人心的痼疾，是几番宽松政策所带来的足以败坏世风的享乐、奢靡和颓废，以及为这一系列堕落行为提供行业支持和物质条件的商业市场。这一由市场所导致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等事实，进一步为水野“俭约令”及系列取缔政策的出台赋予了道德上的正义性，为他所采取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霹雳手段提供了儒家理念上的价值支撑。它暗示，水野若想顺利地推行其幕府振兴策，他本人还需要以一个具有“公忠”人格的道德者的面貌出现才行。(37) 水野的猛药投注方式是立体性和全方位的。然而，他被任命为“改革掛”(改革主持者)，无疑与德川家庆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密不可分。实际上，家庆对于其父德川家齐晚年一任世道奢靡和自我放纵的生活状态早已心生不满，他本人虽已在天保七年承继将军大位，但苦于父亲的“大御所”地位和实际影响力，也只好忍看世风日下而不敢作为。与此同时，已是“本丸老中”的水野忠邦，于天保八年被家庆拔擢为“御胜手掛”(类财政大臣)，并在天保十年被加赠了一万石俸禄。这两位在内忧外患压力下迅速走到一起的君臣，尽管当时尚无力量主导实际政治，但关于如何改变现状的思考和准备却早已了然于胸。这样才能理解，何以天保十二年闰正月三十日“大御所”刚刚死去，天保改革便马上出台了几乎是不假思索的一揽子整改方案。人们看到，为整顿吏治以恢复纯良的政风，水野竟毫不迟疑地先把家齐时代(亦称“化政时代”)放任纵容的贪腐大佬们一个个拉将出来，并钉在耻辱柱上。臭名昭著的“三权臣”即林肥后守、水野美浓守和美浓部筑前守，是家齐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恶棍式人物。其中，水野美浓守还是前将军家齐宠妃的侄子。作为旗本中的最高级官员，此人不惟不思进取，反而凭裙带关系长期奢靡无度，作威作福，使人敢怒而不敢言。正惟如此，水野的果断处置不但赢得了世人的一片叫好声，人们似乎还从中嗅出了某种失落久矣的清廉气息。(38)不宁唯是，一直怙恃前将军恩宠而贪腐至极的中野石翁及将军后宫(大奥)中长期桀犬吠尧的“女中”(女佣)们，也一并遭到处罚，令人心为之一振。石翁原为中野播磨守，该名是他出家隐居时的法号。史载，此人曾是大御所经常咨询和依赖的人物，他的府邸也是权贵大佬们日夜厮守和麇集的场所。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其家业之大、敛财之手段，自然无人能敌，亦几乎无人尽知。据载，举凡浅草、本所、深川筋、龟井户、押上、麻布、目黑、大塚、巢鸭、日暮里、谷中、根津、吉原等江户之地，几乎都有他的美宅别馆。至于红粉翠黛、楚姬赵妾，则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虽野外山林亦不异于驿路都会。而且有些精致的奢靡细节，还几乎让人无法相信。作为“美食家”，石翁在餐饮上的讲究，总能做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至于其他生活用品，亦复如此。如此种种，已被周围人惊呼为巨奢。有人感叹说，即便是因奢靡而招致过镰仓灭门之祸的北条高时及其“九献九种”，都会在这些品目面前望洋兴叹，频发小巫大巫之慨!然而最可恶者，乃在于中野石翁竟敢以出家隐居为名，仍行花天酒地之实。所幸天道公明，天保十二年辛丑四月十六日，水野忠邦下令一举灭却了如此贼臣和奸徒，并没收其赃物，上起元老下逮小役，被遣散或转岗退役者多达几千人。百姓感慨道：多亏有了水野，否则若听任这帮“混蛋”(原文为“马鹿”)横行下去，则“改革世变”真不知从何谈起。(39) 在疾视和手刃那些大贪巨腐的同时，水野对农民给予了不小的同情甚至关爱。他和他的同僚见农民背井离乡，被商人和高利贷者榨取和盘剥，既哀其“不幸”，也怨其“愚昧”。(40)他们了解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收入微薄、水灾旱魃、借贷负债)，青壮年进城打工也导致了留守老弱无力耕稼、万顷良田废为“荒地”、农家结构面临解体、幕府经济难乎为继的恶果。为此，水野在积极劝农归里、努力耕作的同时，也出台了许多“宽大仁慈”的扶贫政策，诸如将原来要求借贷农民必须在第十一个年头纳赋还贷(粮食费、种子费、农具费)的规定推迟到第二十五个年头等。(41) 然而，以往的“教训”显示，对士与农的整顿和恢复情况如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能否对那些把士农引入“歧途”的娱乐界和风俗业实施严厉打击。这就直接导致了一条条市井风俗取缔令和一组组有碍风化职业者的次第消失。改革者很清楚，下级武士和各级官吏品行堕落的重要原因是享乐引诱和欲望耽溺使然。那些“奉公人”及其他公务人员猥相成趣、狎妓成风且屡禁不止，风俗窝点吉原、冈场所、游女屋、料理茶屋、水茶屋之类的游乐设施及酌取女、茶汲女、隐卖女等人员倘不被解决和消灭，大概所有的道德提倡都是徒劳的。天保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发布的取缔令，针对的就是这一问题。(42)与此同时，憨实的农民因不断在东海道、中山道、日光道中、奥州路、甲州路这“五海道”驿站与歇脚处接受风俗服务并陶醉于狂言、相扑、净琉璃、歌舞妓的结果，竟使农事废而浮浪生，正路绝而古风息，水野所担心的农家离散、不复稼穑的情景，俨然已成现实。天保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天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以及天保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公布的“取缔令”和“御触书”，也显然是针对这一类情况而发的。(43) 当如此取缔措施仍然收效有限，并且水野一班人认为真正吸吮士农膏血、败坏社会风气和解构幕藩经济的最大背后推手其实是富甲天下的垄断商人时，其对商界整肃的力度便无法不超出想象。事实上，在发生近代化变革以前，这是近世日本政要汲取历代紧缩政策执行不严的教训而发动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整饬运动。这意味着，水野的手段只能体现为对以往紧缩政策的总动员而别无选择。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进入德川中期以来，日本社会经济生活的真正操盘者是商界。对他们来说，风俗营业不过只是其利润攫取方式之一而已，而能够支撑其市井产业的最根本经济来源，则是官商勾结下的偷税漏税和市场独揽下的利益垄断。由于商贸经济的长期发展已经使许多武士退化为寄生阶层，而他们的城市生活又对工商界的财富构成了十足的依赖，因此，随着工商业者所开拓的商品流通渠道不断扩张，德川幕府开始不得不承认町人们长期以来编织而成的商贸网络机构，即幕府和诸藩所允准的工商业者同业组织——“株仲间”。正是通过这种类似于“行会”的组织机构，幕府和诸藩可以从中获得从业者不敢不缴纳的“冥加金”这一与后世“政治献金”相逼肖的利益份额，并逐渐演化为固定上缴的所得税。当然，这同时也就等于官方默许了经营者对市场的垄断权或曰独占权。当时，作为“株仲间”之职能体现的“问屋”——批发商组织，江户已有十组，而大坂则多达二十四组。然而，行业垄断所造成的物价飞涨不但使士、农和幕藩几乎难以支撑，“株仲间”及其代表“菱垣”、“樽”等“廻船问屋”竟然还迟纳或者不能足额缴纳“冥加金”，这促使水野痛下决心，于天保十二年十二月一举解散了包括“菱垣”和“樽”在内的江户“元十组问屋”及其他中介组织，当然，也只好于翌年二月部分“御免”了“株仲间”的“冥加金”。水野敢如此出手，是因为在他看来，取缔全部“问屋”、各种“组合”和大小“株札”，不但可以缓解物价上涨，还可以通过对垄断势力的摧毁，取消中间盘剥层，把商业贸易的自主权重新交还给民间，让那些“微商”从此可在供求两端之间从事直通式贸易。(44) 然而殊不知，这一过大的举动也同时断送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虽有不轨却还算井然的商贸秩序。它不但给曾经的营业者造成了极大困扰，使幕藩失去了“冥加金”的贴补，也使个体商贩因失去组织而变得茫然若失，无所适从。至于武士的处境，似乎更加悲惨。他们向工商业人士借钱挥霍进而堕为债务人的窘况，曾逼使幕府出台有失武家体面的“弃捐令”。1789年，老中松平定信通过宽政改革法令，规定五年前“旗本”和“御家人”从“札差”那里所借债务不再偿还，而五年来所欠也只能减息还付。1843年，水野忠邦再度出此法令，札差所出的贷款从此受到严厉限制，无此贷款或贷款减额使不会生产而只会消费的武士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的水野在开拓“印旛沼”以确保水路流通和年贡额度的同时，竟出台了一个旨在扩大税源的更大胆的法令——“上知令”，把敛财对象对准诸藩大名等自家人。天保十四年七月、八月和闰九月，水野次第宣布将江户、大坂城周边约10里方圆(一说周围5里方圆)的“飞地”划为江户幕府直辖领地，并将替换之封土转至别处。因与土地统合有关，故该法令也被称作“上地令”。(45)这里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是江户“十组问屋”被解散和“冥加金”大量减免后幕府直辖领地“御料所”已无力承受幕政开支等重大难题。而且按照水野的说法，“御料所”这些“公领地”历来瘠地多而肥地少，诸大名的“私领地”却瘠地少而肥地多。按照幕府的规定，百石领地即须缴租三十五石。然而，长期以来被私领扩张吞噬的那些原本与私领区域不相毗邻、散在他处且面积可观的所谓“飞地”，并没有被纳入租税上缴的对象中来。不仅江户、大坂的私领周边，即便各大名、旗本私领的周边，亦大量存在着免税飞地。然而，水野此举必将广泛伤及幕藩体制内部的豪门权贵，并招致他们的反弹，如阳奉阴违的土井利位等不一。(46) 天保改革无疑以失败而告终。首先，为解救旗本等人的窘困生活而再度出台的“弃捐令”，使经济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严厉而远离人情的生活、风俗管制，使世人的不满情绪亦日益高涨。其次，幕府为控制商品流通而出台的“株仲间解散令”，反而使商品流通日趋恶化，1851年又不得不恢复之。最后，由于触动了大名和旗本的私人利益，“上知令”招致激烈反对。事情走到这一步，已不啻宣告改革本身和水野的政治生命将同时完结。如此局面，一般被视为封建制行至末路的重要标志。(47) 可是，当我们梳理了天保改革的整个过程和前因后果后发现，上述评价其实多半是倒着看出来的结论。由于评价者拿后来的标准逆向审视这段历史，于是，评价者的不在场，就决定了同样不在现场者在接受上述评价时批判能力的缺位甚至丧失。或许，通过“正当性悖论”的维度重新认识这场改革内藏的自我缠斗机制，庶几可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一个正当性悖论存在于幕藩体制本身。对以农业立国的日本而言，士农工商“四民”在封建体制内部的排序，是符合各阶层在国家事务当中的社会分工或曰本末属性的，所谓“农以固其本，士以强其基，工以足其用，商以融其资”是也。这意味着，“四民”体制之所以得到长期维持，只是因为士农工商在幕藩社会中均不可或缺，所以，关键不在于“四民”体制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如何才能保证“四民”之间的次序不悖、比例稳定和彼此平衡。泷本诚一在解读《本佐录》时称，后世学者把“百姓之财不可有余，亦不可不足”这一德川创业以来的政策误读为诛求是认，而且该见解还讹变为让后世至为恐惧说法的学术渊源。(48)然而，就事实本身而言，这应该是德川家康说出的一句符合体制要求的大实话。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当事情的发展有违这一要求时幕府便不得不反复进行所谓紧缩式改革，也才能理解工商阶层何以不可避免地要被动重复其盛衰曲线。正是在“均平”的经济价值论和“平衡”的政治学原理之博弈中，任何有违这一制度原则的贫富不均和导致如此局面的骄奢贪腐与享乐糜烂现象，首先就不为大众所认可。这也有助于理解，何以当水野拿巨贪大贾开刀时，会赢得大多数人的普遍赞誉甚至歌功颂德。换言之，天保改革所以能迅速出台和所向披靡的正当性，亦刚好措置于幕藩经济社会的结构需求，其中有经济的也有心理的。然而，虽说“重农抑商”是全部农业社会的共有特点，但工商业在繁荣社会经济和提高生活质量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却是士、农阶层力不能及的。工商业界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有利于商贸发展和民生繁荣的行业组织和一整套规程，事实上也便利了大众的生产生活和致富意愿。这就给“抑商”政策的“正当性”带来了一个难以回避的悖论。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渗透，幕藩体制中士和农的成分早已不再单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并不违背人情的固有天性，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早已对工商界构成了十足的依赖，当介乎士农与工商之间的新阶层逐渐扩大并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中间力量时，政府对工商业简单粗暴且不乏超经济强制色彩的过度打压行为，不仅会引起工商业者的反弹，同时也引发占人员成分相当比例的中间层的反对。即便水野想通过解散“株仲间”和“问屋”等手段给“小农”和“微商”提供直买直卖的条件，可这种几乎停留在以物易物阶段的原始买卖，他们反而不会做了。本来旨在维护幕府根本利益的“上知令”，却并没有唤起习惯于利益角逐的诸藩大名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类的命运连带感和同心同德。这样才能解释，“株仲间解散令”为什么在十年后得以恢复，而“上知令”的出台何以会构成水野下台的直接触媒。 然而，这种一统即死、一放就乱的政策效果，从根本上讲，已反映出幕藩的僵硬不知变通和吸纳吞吐能力的有限甚至极限等体制弊端。原本，商贸市场带来的经济繁荣并不是坏事，可是，当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只能依靠满足人们原欲的糜烂行当来维持生计时，特别当这些不仅吞噬了农家有限资金并且足以腐蚀官民灵魂的行当又不为儒家伦理道德所允许时，那些酌取女、茶汲女、隐卖女、歌舞妓之各色人等，便随时被视为社会上的多余存在而横遭取缔，并瞬间变成无业游民和隐蔽的腐蚀力量。当“无商不奸”和“为富不仁”的儒家经济原理给支配层带去对奢靡现象必须从根本上铲除等相应暗示时，那些曾经为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过活力的工商业阶层也就难逃被镇压的命运。这意味着，如果保护士农的紧缩政策和鼓励商贸的宽松政策在幕藩体制下同时具有其正当性，那么，一到某个节点就要重演一出这两种政策的对决闹剧，只能证明以上正当性悖论存在并发生于幕藩体制的内在装置中。除非出现一个更具有吞吐力和包容力的新的社会安顿结构，否则改革者便无法在固化的框架内去做出框架本身所不允许的令全社会满意的政绩。从这个意义上说，水野忠邦的正当性是制度本身所带来的，而他的非正当性也来源于该制度本身。 在天保改革的过程中，水野其实曾面对一个或许会打破幕政恶循环的可能出口，但囿于体制，这种可能性最终也只能被水野处理成第二个正当性悖论——对闭关政策的继续坚守。1633年以来德川幕府对外施行的“锁国令”，是日本政要根据明末“海禁”政策而采取的对应举措，也是幕府的政治封闭意识、外贸垄断意志和人身依附需求的综合体现。尽管如此，长崎、对马、松前、萨摩等地仍保留了几个对外交流的据点，发挥了幕府允许范围内的互通有无功能。(49)在基本保障国内生产生活之一般需求的意义上，幕藩体制下的政策法规似未尝失去能继续维持其有效性的正当性前提，四民的分工尚属有序，学者们也仍然可以运用古老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当下发生的问题，并给出安顿人心的理由和根据。然而，作为长崎口岸贸易对象的中国与荷兰，固与日本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交流关系，但交流所引发的贸易和思想摩擦与制度摩擦亦所在多有。为安全起见，中、荷商人即便上岸，要么被限定在“唐人屋敷”(中国人聚居点)中以便其看管，要么被集中在“オランダ坂”(荷兰坡)和“出島”(为荷兰人特造的人工岛)上受到监视。幕府的做法显然既想掌握贸易主动权，(50)也要严防可动摇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外来观念，通过某些强硬措施来保障其所谓“国家安全”。(51)由于这并不能彻底禁绝外力的渗透，因此，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南蛮)等天主教势力取而代之的荷兰，虽然在公开场合避忌“切支丹”在日本引发的“南蛮”教训，但在对日贸易的同时，(52)也往往以所谓“兰学”之学术交流而隐蔽地裹进了各类西方价值，其实物即便在“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中亦不乏所见。(53)这意味着，天保改革中所发生的事件更多体现的是江户政要的担心和焦虑。因为他们坚持认为，长期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裹挟着商贸、思想、政治、军事等混合成分的外来势力，将会给日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然而，这却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文政年间(1818-1830)，俄罗斯、英吉利、美利坚诸国的商船纷至沓来。不满足于锁国状态下与世隔绝的许多日本人偷偷与外商做起了“密贸易”(不法商贸)，西方各类先进文化的涌入也引发了日本知识界强烈的对外憧憬。在这种情况下，由“渗透”与“外通”两股力量所导致的“内外勾连”局面，竟一度促成了文政七年(1824)“高桥意见书”的出台——广置炮台以御异国船舶。原本，高桥作左卫门是当时幕府中拥有较丰富兰学和域外知识的幕僚之一。他对日本周围环境和世界大势亦不乏清醒认识，即：(1)当下有俄国、英国和美国这三股外来势力正朝日本压来；(2)所谓外国势力，并不单指外国的渔船和商船，更有外国本身；(3)日本内地之人心已不安于锁国旧态，与外商做“密贸易”者已层出不穷，其终也难以防范；(4)职是之故，除开国外已别无良策。(54)有如此见识却主张武力御外，高桥的做法已典型地诠释了幕府意志与天下大势之间的时代错位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难堪。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意见书”虽大得幕府芳心，且催生了文政八年二月的“异国船打拂令”(外船驱逐令)，(55)但高桥的外在建议与内心倾向所导致的人格分裂，最终只能给他带来可以逆料的灾难——因卷入向德国医学家希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提供日本及周边区域的舆地图籍案件而囚死狱中。 经此事件后，幕府对洋人的防范日趋严格，对与洋人接触或思想上倾向于西洋者，亦警觉尤甚。后来的天保政策还进一步显示，以往尚属单纯的经贸问题，开始被意识形态化；而意识形态控制也开始朝政治惩治方向急转直下。天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美国商船“莫理逊号”来到离江户湾约三十海里的浦贺港。同船来航者还有日后为海军提督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担任翻译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考虑到日本民众的感情因素，船上并未配备任何武器，却带来了浑天仪、望远镜、晴雨计、美国货币、学术出版物、历史书籍以及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肖像等。船上的医生还携带不少药品和完整的医疗器械，称可以免费为日本患者提供治疗云云。然而，同船赍来的其他大宗商品表明，掩藏于送还日本漂流民之名目背后的，却是如何既能躲开与长崎荷兰商人的贸易摩擦，又能在江户谋求一新的通商口岸等真实目的。但是，等待“莫理逊”号的却是围堵炮击和无端驱逐。(56)“莫理逊”号撤走后，荷兰商馆曾将拟好的“风闻书”通过长崎奉行转呈幕府。但此时已进入天保九年，且记录者还误将美国商船讹作英船。后来，“风闻书”所记内容被走漏，再加上转述者复将“莫理逊”船名误解作与清朝和英国均过从甚密且不甚好惹的实力派人物“莫理逊”，这才有兰学者和洋学者高野长英与渡边华山等撰文著书，开始猛烈抨击幕府的“外船打拂令”。他们认为，幕府的驱赶行为不惟“不义”，且与国际商贸通则大相悖谬，故强烈要求幕府立即取缔颟顸无知的强硬外交政策。由于时任“胜手挂”的水野越前守(忠邦)是上述“打拂令”的积极捍卫者，水野内阁于是认定高野长英的《梦物语》和渡边华山的《鴃舌小说》与《慎机论》等，俱属妖言惑众，谤议幕政，遂将长英下狱，折磨致死；华山虽一时逃逸，但也于天保十二年被捕后自尽。(57) 无论是“莫理逊”号商船还是莫理逊其人，这一对外驱逐事件在兰学、洋学者和当时的知识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连尊奉朱子学的林家门人亦忍无可忍。著名儒者松崎慊堂(1771-1844)即坚决反对“弭谤”，为华山鸣冤叫屈。(58)后来，水野内阁对外来洋船虽渐取缓和之策，于天保十三年七月废止“异国船打拂令”，(59)但直到开国临近时，“打拂令”的执行者似乎仍不乏其人，诸如“生麦事件”(1862)(60)等不一。他们显然不承认“黑船”来航后美国与幕府签订的开港协定，并且萨摩藩士还曾与水户藩士一道杀死了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的幕府大佬井伊直弼。 三井物产的创立者和第一任总裁益田孝(1848-1938)在追忆江户经济实况时指出，德川时代其实存在“二重锁国”，即幕府整体的对外锁国和三百诸藩的相互锁国。(61)“二重锁国论”意味着，无论幕藩语境下的财政改革有着怎样的正当性意义，在新的国际大势面前，其僵硬的体制、苛酷的钳制与只靠多穿衣服来适应外在气候的想法和做法，都无法实现自我救治的悲愿，遑论国势更生。由于此番正当性悖论已给日本社会造成了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态的普遍窒息，倘无国内事务的更猛烈突围和世界大势的强有力介入，日本将有可能彻底丧失其再生功能和自我保护能力。事实证明，除了穷于应对外，气脉微弱的幕藩政治已经丧失这一功能和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