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菊红：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1:11:05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 艾菊红 参加讨论
四、民族文化变迁与发展的现代性反思：地方全球化和全球地方化 吉登斯批评源于西方的现代性为人类带来了各种恶果，使西方向全球蔓延，所到之处地方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反过来在地方追逐现代性的过程中，由于地方对现代性的回应不仅是被现代性所裹挟，而且也通过彰显地方属性，对现代性进行回应，从而也导致地方主义意识日益增强，使全球与地方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1]155。然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任何地方建构都不可避免要与全球资本相联系，因而对地方的思考必须要放置在其与全球互动的联系上，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地方。“今天，大量的流动移民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cultural formation)：这是一种没有实体的有限社区(a determinate community without entity)，它是跨文化的并且常常是跨国的，是从一个第三世界的乡村中心扩展到大城市的‘外国家园’，而这全部都是靠物品、观念和人的往往复复的流动而联结在一起的。”[3]114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与全球发生着联系，深受全球的影响；反过来，地方也在深刻影响着全球，地方从来不是纯粹的、稳定不变的，其文化也并非是静止的和内部发生的。萨林斯提醒人们，人类学家早就发现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文化都像是本土与外来的东西的大杂烩，然而却是以地方模式对其本土化；他认为地方对现代性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本土化[3]102。也就是说，当地方面对现代性的时候，地方的回应往往并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强势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同化来形容，也不能简单地以地方与全球的二元对立观念来看待地方和全球的关系，事实上，当地方面对全球的时候，文化的同质化就必须面对文化多元性的挑战。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认为现代性尽管出现在西方，但是各种文化在应对现代性时将会发展出独特的应对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是旧世界的碎片，而是一种新文明的结晶[32]20-21。因而现代性所带给地方文化的并不必然是同质化，而是伴随着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地方在面对现代性的时候的回应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需要地方社会审慎应对。在处理全球与地方的关系时，罗伯逊采用了全球本地化(localization of globality)和本地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locality)的概念。一方面，他反对地方没有边界地强调独特性和差异性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而是强调开放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使地方文化和地方知识的独特性能够获得全球性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反对现代性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他认为实际上全球化和地方化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贯通，成为一种“全球网”(global nexus)的一部分[4]146-147。事实上，很多学者强调现代性应当是多元的。“现代性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与其他社会和文化力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开放的多元主义体系。”[33]84这不仅是说不同的社会可以追求它们自己通往现代性的道路，维持它们自身的文化，而不是西方及其现代化的苍白模仿，而且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个地区都在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比如环境危机、城市化等等，地方会因为自身不同的文化所采取不同的应对模式，正是在应对全球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时，地方话语才能够获得全球性的意义[34]30。也就是说多元现代性并不是无序的多元，多元现代性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各样成为现代的方式能够找到共性，这些共性能够创造性地相互作用，并将自身理解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33]86。 当我国民族地区无可避免地面对现代性的时候，所需要的是对西方现代性有着理性的认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传统文化的快速变迁，文化传承面临窘境。尽管由于文化产业化的需要，传统文化在某些层面看起来是在复兴，但也面临着文化商品化之后所带来的文化异化与文化损伤。多元现代性促使我们思考，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现代性。放弃传统，或者拒绝现代性，其实都是文化自卑的表现，所表现的就是全球主义和部落主义，造成的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紧张关系，最终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国民族众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走向现代性的源泉，在全球面临着众多共同问题的时候，各民族的本土性知识将可能提供解决的方案。比如侗族的稻作生产体系，为全球水资源的短缺和保护有可能提供可资借鉴的本土性知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将保护传统文化和坚持现代开放这一对看似相互排斥的事物进行审慎与认真的思考。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以地方性作为行动的根基(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这是中国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语境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行道路。 杜赞奇在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时候认为，亚洲神圣空间的守护者，公民社会、地方社群及同盟者所组成的希望的网络，或许可以找到现代性的出路[35]340。他勾画出一幅多元现代性的美丽图景：这个世界类似一张因陀罗宝网，这张网由多面体的宝石支撑，而每一粒宝石都反映出其他所有宝石。相互间互为因果，也就是世界上的文化相互依存，“这张网其中没有中心，但我们这个时代照耀着每一粒宝石将其一一反射的那一束光，正是来源于那一盏可以若有若无的代表着希望的金色的月亮”[35]337-338。 ①关于“绕三灵”活动的文化含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自清代有关“绕三灵”的记载中就不断提到婚外情关系，或者具有生殖崇拜的含义，参见赵玉中《地方风俗的诠释和建构：以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中的“架尼”为例》，《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杨政业认为“绕三灵”活动是大理白族农耕文化中对雨水、阳光、土地的“社祭”，其中不免有生殖崇拜的内容和含义，参看杨政业《农耕文化的颂歌：大理白族“绕三灵”剖析》，《大理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白志红认为“绕三灵”活动可能会有性隐喻的含义在其中，但是在当下语境下，其中的性隐喻被过度放大，参阅白志红《实践与阐释：大理白族“绕三灵”》，《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相关研究比较多，不一一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