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章学诚之学术思想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48 爱思想 钱穆 参加讨论
传略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乾隆三年戊午，卒嘉庆六年辛酉，1738－1801年六十四。幼多病，十四岁，四子书尚未卒业。十五、六时，读书绝騃滞，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以后，骎骎向长，纵览羣书，尤好史部。二十三岁始出游，至北京。二十九岁始依朱筠，得见当世名流，遂知名。三十四岁，朱筠为安徽学政，先生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诸人皆从游，与晋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学也。四十岁，中顺天乡试。四十一岁，成进士。迭主定州定武，肥乡清漳、水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诸书院讲席，又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书，最后为湖北通志，时年五十七。自后遂归浙，时游扬州，以老。 学术述要 文史通义与经学 实斋著述最大者，为文史、校雠两通义，近代治实斋之学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然实斋着通义，实为箴砭当时经学而发，此意则知者甚尠。实斋上辛楣宫詹钱大昕一书，颇道其崖略。谓：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谓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韩退之云：「传来世莫若书，化当世莫若口。……」由韩氏之言体之，则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欲以表襮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采怀而出，何所秘焉！刘刻遗书卷第二十九 此绝非泛泛牢骚语，所谓「世俗风尚」，即指经学，通义、校雠两书则为挽救经学流弊而作，其意甚显白。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曰： 或曰：联文而后成辞，属辞而后着义，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而诵也。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否则粗通大义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霾而日食也。说文字原课本书后，文史通义外篇二 此即明对「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之说而发也。又曰： 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校雠通义外篇 此则明对「求道必于六经」之说而发也。而实斋所持[最精义理]，则在今文史通义内篇卷二之[原道]上、中、下三篇，大意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犹未着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着。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着，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 实斋此文，成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时戴东原已卒十二年。实斋论道之意，盖采诸东原而略变者。实斋于东原论学，颇持异见，而于其论性、原善诸篇，则极推许，谓：「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又谓：「其原善诸篇，虽先夫子朱筠亦所不取，其实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又曰：「原善诸篇文不容没。」刘刻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至绪言、疏证两书，实斋似未见，故颇少称引。实斋谓道不外人伦日用，此在东原绪言、疏证两书中，主之甚力，即原善亦本此旨，惟发之未畅耳。实斋所谓「道之自然」与「不得不然」者，亦即原善「自然」与「必然」之辨。故主求道于人伦日用，乃两氏之所同。惟东原谓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必然乃自然之极致，而尽此必然者为圣人，圣人之遗言存于经，故六经乃道之所寄。实斋则圣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为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故时会不同，则所以为圣人者亦不同，故曰圣人学于众人，又曰「六经皆史」，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故东原始终立论不脱因训诂考核以通经，因通经以明古圣人之义理，而我之义理亦从而明，盖以义理存于必然，必然乃自然之极致也。实斋则谓： 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 所谓「不得不然」者，乃从「自然」中来，其所以为穷、变、通、久，决不限于前人之成局。故东原谓「言乎自然之谓顺，言乎必然之谓常，言乎本然之谓德。天下之道尽于顺，天下之教一于常，天下之性同于德」。有所谓一常，有所谓同德，即圣人六经而求之者是也。实斋则称事变，称时会，称创制，不能即圣人之六经而求。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人遇宁波道署，论修志，东原主详沿革，实斋主重文献，即证两人意见之不同矣。实斋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详其事，可参阅。东原在当时，虽称经学大师，然并时经学家真知戴学者已鲜，实斋曾慨乎言之，谓：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着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文史通义内篇卷二，书朱陆篇后 今实斋著书，尚求挽救戴氏议论，又不肯畅所欲言，以招时毁，隐约其辞，婉转其说，宜乎知其意者之益寡矣。今通义原道篇后有[邵晋涵一跋]，谓： 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诚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庚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 邵氏乃实斋论学挚友，相知最深切，于实斋此文，若有意袒护，实亦全不晓实斋用意所在，则其它可知。实斋有与邵二云论学书，文史通义外篇三亦谓：「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法圣人之言，以谓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此即原道宗旨，而二云不识也。故实斋勉之曰：「足下既疏尔雅，岂特解释人言，竟无自得于言者乎？足下博综十倍于仆，用力之勤亦十倍于仆，而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也。此非足下有疏于学，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也。」然则实斋固未许二云以知道，二云亦竟不识实斋之所谓道者，所以实斋发愤，有知难之篇也。见文史通义内篇卷四 实斋论「道」，既与东原不同，言「理」与东原亦别。东原言理，主从人之情欲求之，谓「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又曰：「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实斋言理，则本事物。故曰： [求理于情欲与求理于事物之辨]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朱陆篇 又曰：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经解中 又曰： 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东原以性情言理，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理之大端，犹可于圣人之遗经求之，仍是经学家意见。实斋以事物言理，事物之变，多出六经之外，宜不得执六经而认为理之归宿矣。 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 实斋与东原论学异同，溯而上之，即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其在清初，则为亭林与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陆之异同也。今文史通义内篇卷二有浙东学术与朱陆两篇，即发其意。实斋谓： 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峯，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戴学源出朱子]参看刘刻遗书补遗又与朱少白书 实斋此篇即为东原而作，时东原犹末卒，故文中隐其名。后又为书后一篇，始明说朱陆篇为正戴而发，则东原已下世十余年矣。书后亦似成于己酉，与原道诸篇同时，姑孰夏课甲编所谓「附有旧稿一篇」即朱陆篇，又加以书后也。实斋谓： 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源，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徼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于书者，其于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于顾、阎诸君，则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显哉！ 盖实斋实未见东原疏证诸书，故谓东原「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实斋极赏东原凿空言理之戒，谓其源本朱子，而自述学统，则不归朱而归陆，不属浙西而列浙东。其言曰：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肃、袁甫父子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扬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于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 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宗主与门户]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义理与人事]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学问，则黄茅白苇，极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此所谓浙东贵专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于人事，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不可无宗主，又不可有门户，凡皆自道其学统之精神也。浙东源于陆王，浙西传自朱子，真知学者莫不实事求是，不争门户，故实斋能赏东原。而东原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故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也。并见通义朱陆篇及与朱少白书 经学与史学 浙西讲经学，浙东重史学，实斋文史通义唱「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其所谓「史」者，详见于通义内篇卷五之史释篇：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崇奉六经，以为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鬬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 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言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求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故曰： 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经解上 此为实斋「六经皆史」论之要旨。苟明六经皆史之意，则求道者不当舍当身事物、人伦日用，以寻之训诂考订，而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断可知矣。实斋稍后，亦以游幕著者有安吴[包世臣]慎伯，<生乾隆四十年乙未，卒咸丰五年乙卯，年八十一。>初客朱竹君皖署，适实斋初刻文史通义之翌年也。嘉庆辛酉，成说储上、下篇，是岁实斋卒。说储主改书吏名为「史」，谓：「史者，所以缮行文移，检校簿书，习土而明风俗，近民而究情伪。汉、魏以前，皆出身辟举，杰才间出，每至公卿。唐、宋以还，屏为流外，绝进身之望，去代耕之禄；然而居其地者以长子孙，故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徧及天下，惟狱为市，弊极于今。」因主命级赋禄，敦选士人，精考课绩。继此论吏弊最著者，有鲁一同通甫类稿之吏胥论。晚清论治及吏弊者多矣，其说始于包，而包主改吏为史，通公卿、吏胥而一之，其说盖得之章也。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后有包慎伯、周保绪、魏默深，与实斋皆以游幕而主经世。其大胆为朝廷改制者，则始于包氏之说储。时文网尚密，故书未刊布。『后国粹学报始为排印』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 学问与功力 实斋本此发抒其论学之意见，大体见于文史通义卷二原学上、中、下三篇，谓：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而别思于学……者，盖谓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极思而未习于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原学中 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身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原学下 是实斋论学，彻头彻尾主本当身事物实用，所谓学以经世，即空思义理，仍属无当。而当时经学家风气，则专尚考核，并思想义理而无之，故实斋讥之曰：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又曰： 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为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与邵二云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实斋直斥此等为「竹头木屑之伪学」，亦见与邵二云书而畅论其意于文史通义之博约篇，内篇二曰： 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祇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 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为孰为功力，孰为性情，斯固学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则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悮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博约中 此实斋深讥当时汉学家以博诵强识、辑逸搜遗为学也。博诵强识、辑逸搜遗之不足以为学，实斋又发其意于假年篇，文史通义内篇三曰： 客有论学者，谓书籍至后世而繁，人寿不能增于古，是以人才不若也……或传以为名言，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 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世有童年早慧，通读兼人，及其成也，较量愚柔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尽于百年之能事……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 实斋族子廷枫，为此文作跋，谓：「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鬬靡者下一针砭。」又曰： 叔父实斋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辄曰：「君自不善学耳。……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专则成家，成家则己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铢锱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 实斋此等议论，明为针砭当时汉学家风气而发。盖掇拾补苴，与夫博诵强记，正当时汉学家功力所寄，而实斋皆非之，以为未足以当夫学也。 纂类与著述 学问与功力之辨，推言之，则又有纂类与著述之辨。当时汉学家相率慕为王伯厚、顾亭林、阎潜邱之札记，实斋论之曰： 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 札录之与著作，自史家言之，则为著述与比类之两家也。实斋举其实例，谓如： 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报黄大俞先生，文史通义外篇三 此其义，实斋畅发之于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之书教篇，其略曰：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书教上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槩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书教下 实斋此论虽为史发，实可推之一切之学术，故曰： 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书教下 若论当时经学，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不得即以是为著作。纂类记注之不得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 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犹著述之不能无藉于纂类记注。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实斋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达矣。实斋又言之，曰： 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今无愚智之分矣。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外篇三 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著述创造，有俟乎智慧，即实斋之所谓「识」，而其本则存乎人之性灵也。然为学者终不能长止乎功力而不求进于学问之成，则记注纂类，终必以著述创造为归宿。故实斋又言之，曰： 经之流变，必入于史。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征实者必极于发挥，纂类者必达乎撰造，盖经以藏往，而史则开来也。此处「史」字应本述造而言实斋本此见解，故论学颇重文辞，曰： 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又曰： 札录之功……不可以为著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于文辞……孔、孟言道，亦未尝离于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剳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 又曰： 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又自注云：「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与吴胥石简，文史通义外篇三 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余布而农余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答沈枫墀论学 立言即著述，考索犹记注纂类矣。凡此皆实斋特提文史之学，以为当时经学家补偏救弊之要旨也。 著述与事功 而实斋论学卓见，所以深砭当时学术界流弊者，犹不止此。盖实斋既本「六经皆史」之见解，谓求道不当守经籍，故亦谓学之致极，当见之实事实功，而不当徒以著述为能事。此其意盖不仅为当时经学家专事考索比辑者发矣。求之清代，差与颜、李之说为近，而较尤圆密。故曰： 古人以学着于书，后人即书以为学。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学术之未进于古，正坐儒家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耶？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后，命为通儒者，率皆愿学孔子之不得已者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误谓孔子之本志，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世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此非酷肖颜、李之说乎？实斋此意，又深发于原道，曰： 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宰我、子贡、有若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原道上 又曰： 儒家者流，尊奉孔子。……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所处之境，各有不同……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原道中 其重事功而抑著述，与颜、李同旨。晚年又有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谓： 性命非可空言，当征之于实用。文史通义外篇二 又谓： 果形有一定之恶，则天下岂有无形之性？是性亦有恶矣。秦王遗玉连环，赵太后金椎一击而解，今日性理连环，全藉践履实用，以为金椎之解。……宋儒轻实学，自是宋儒之病……顾以性命之理，徒博坚白异同之辨，使为宋学者反唇相议，亦曰但腾口说，身心未尝体践，今日之学，又异宋学，则是燕伐燕也。 其重践履而轻诵说，亦与颜、李相似。惟习斋欲尽废纸墨诵说而重习行，为道似狭，恕谷欲以考古穷经证成其师之意而路益歧；实斋论学，虽重当身事功，而路径较习斋为宽，辨证较恕谷为达。颜、李以周官乡三物言六艺，亦不如实斋古者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以周官三百六十为六艺源本之论之为大而精也。而原道一篇，实为实斋学说之总枢，实斋尝自言之，曰： 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较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着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与陈鉴亭论学 又曰： 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也。天喻，文史通义内篇六 故苟明于道之大原，则学业、事功、文章、性命皆足以救世，皆可以相通，而无所事乎门户之主奴。不明于道之大原，则考订、义理、文辞三者，乃始各立门户以争短长，而失事功、性命之真。自实斋见地言之，颜、李固亦不失为因偏救弊之一端，而实斋之论，尤为得其通方矣。今考文史通义外篇二，有书贯道堂文集后一篇，文长近三千言。贯道堂集乃成都[费钖璜]滋衡着，其父密此度尝与李恕谷通书论学，治陆、王而颇近颜、李也。实斋于贯道一集颇推挹，文中摘其要旨，谓： 其论经旨，则谓：「圣人言事实，不言虚理。」……论儒术，谓：「儒贵能治天下，犹工贵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讲治术为粗，是犹见工之操绳墨斧斤，斥以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东方而主甲乙也。终身探索，未有尽期，而大不能为宫室，小不能为轮辕，尚可以为工乎？则徒讲性命之非儒术，亦可喻矣。」……其务知篇谓：「求知当知所务。」是非篇谓：「欲定是非，不可偏执己见。」…… 实斋称其书「纵横博辨，闳肆而有准绳，周、秦诸子无以过之；而又切中时弊，理较诸子为醇」。又称其论儒术，「尤切宋儒以后之痼矣」。以实斋平日论学态度言之，固宜其深契费氏矣。惟谓其书「不甚学而喜穿凿」，则实斋自生干、嘉博雅考订之世，故见若前人之陋耳。若实斋得读颜、李书，其批评亦视此推矣。 性情与风气 近人言治学方法者，率盛推清代汉学，以为条理证据，有合于今世科学之精神，其说是矣；然汉学家方法，亦惟用之训诂考释则当耳。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实斋论学，颇主挽当时汉学家过甚之偏，其所以诏学者以治学之方法者，亦自与汉学家之训诂考据惟务者有异，此亦实斋论学至有价值之一节也。如实斋之说，则有志于学者，必先知俗尚与道真之辨。实斋畅论其意于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见文史通义外篇三曰： 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学者……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趋向专，故成功易；毁誉淡，故自得深。即其天质之良，而县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夫世之所尚，未必即我性之所安，时之所趋，何必即我质之所近！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亦已难矣。而毁誉之势眩其外，利钝之见惑其中，虽使十倍古人之智力，而成功且不能以及半焉；何况中材而下，本无可以自通哉？ 又答沈枫墀论学，说此尤详，谓： 文求其是而学思其所以然，人皆知之，而人罕能之……缘风气锢其习，而毁誉不能无动于中也。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着于循环者也。足下欲进于学，必先求端于道。道不远人，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进乎道矣。今之学者则不然，不问天质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夫风气所趋，偏而不备，而天质之良，亦曲而不全。……然必欲求天质之良而深戒以趋风气者，固谓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其所以入于伪者，毁誉重而名心亟也。故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风气纵有循环，而君子之所以自树，则固毁誉不能倾，而盛衰之运不足为荣瘁矣，岂不卓欤！ 此所谓风气者，在当时，则汉学考订是也。实斋又特指陈其实例于所为淮南子洪保辨，见文史通义外篇一而曰： 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曰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之自得矣。 又曰： 古今是非，祇欲其平，不欲其过。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转不重初起之是非。谓既入风气，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实也。 此实斋辨性情、风气，而终绾合于经世事功之说也。此其义又见于文史通义内篇卷六之天喻，曰： 学业将以经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孔子……孟子……韩子……程朱……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开风气与趋风气]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因其弊而施补救。……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然则学者从入，必发端乎一己之性情，而成为经世之事业，乃得为学业之真。人之性情既万殊不同，世变亦千古常新，则为学更无一定之规矩，亦无共遵之涂辙矣。实斋自述其意乃本阳明，故曰： 言学术功力，必秉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博约下 今以实斋风气、性情之论，上观阳明拔本塞源论所辨功利与良知之异，则渊源所自，大体固若合符节耳。 专家与通识 实斋论为学从入必本性情，而极其所至则以专家为归。故曰： 学问文章，须成家数。与林秀才 又曰： 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 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博约下 大抵学问文章，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诚贵乎其专也。……盖登太山绝顶，则知千万途陉之所通，登者止择一陉，而以他陉谓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学术之封己，往往似之。故……成己欲其精专，取人贵乎兼揽。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刘刻遗书卷二十二 又曰： 学人必有所自恃。如市廛居货，待人求索，贵于不匮，不贵兼也。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无金珠。是以学欲其博，守欲其约。又答沈枫墀，刘刻遗书卷二十九 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于衣材，售药而或欠于方剂，则不可也。博约上 然实斋之论专家，其从入若易，各就资性之所近而致力焉，其事易。而到达则难，必本其所专精而扩充以抵于道之全量，则难也。同时学者如邵二云，实斋最所契合，然犹曰： 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与邵二云论学 因曰「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是实斋尚不以「闻道」许二云也。负盛名者如汪容甫中，实斋且深非之，特为立言有本一文文史通义外篇一发其旨。谓其聪明有余，真识不足。时汉学家为实斋称许者，无如戴东原，曰：「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又与正甫论文，刘然刻遗书卷二十九然东原诋排朱子，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慧有余而识不足」。此即聪明有余，真识不足之意也是东原亦未为知道，未为深知夫学术之流别也。不仅考据家然，文章家亦莫不然，实斋本此意见而尚论古今文集，则堪当专门名家之选者，为数实尠。其意见于文史通义内篇卷六之文集篇，谓： ……文集之名，昉于晋代，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实斋又本此而论诗，谓： 文流而为纂组之艺，诗流而为声律之工，非诗、文矣。而……诗人之滥，或甚于文学。……尝推刘、班区别五家之义，以校古今诗赋，寥寥鲜有合者。……必古诗去其音节铿锵，律诗去其声病对偶，且并去其谋篇用事，琢句炼字，一切工艺之法，而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演为通俗语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数者，而枵然一无所有，是工艺而非诗也。陈东浦方伯诗序，校雠通义外篇 又本此而论史，谓：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序，胥吏之文移。答客问上，文史通义内篇四 故自实斋所悬之格而求，古今文史著述，得跻于专门成家之流者盖不多，大率专门成家者必具别识，别识本于性真，其归会于大道，其用达于经世；其在风气，则常为辟而不为趋，其为抉择，则常于诚而不于名，此则所由以成家也。然专家既贵有别识，尤贵有通识。[实斋论通识]何以谓之通识？曰： 忖己之长未能兼有，必不入主而出奴；扩而充之，又可因此以及彼。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即所谓通识也。通识何以求？曰： 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着，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文史通义外篇二 夫必既贵专门，又尚通识，先本性情，归极大道，而后风气循环，乃有以默持其运于不弊。故实斋评东原、容甫，皆谓其识不足，言朱陆门户，则曰道并行而不相背，此则实斋论学之渊旨也。故曰： 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不得而废者，严于去伪，风尚所趋，不过一偏，惟伪托者，并其偏得亦为所害。而慎于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则可以无弊矣.不足以该者，阙所不知，而善推能者，无有其人，则自明所短而悬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伪趋逐势者无足贵，其间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长，则强不知为知；否则大言欺人，以谓此外皆不足道……曾见其人，未暇数责。亦可以无欺于世矣。说林，文史通义内篇四 盖发乎己之性情之所诚然而实有所不得已者以为学，是诚也。及其学有所得，悟见大道，而知我之所治、所有之不过为大道之一偏，而同有以见夫人之所治、所有之亦不过为大道之一偏，而互有其可以相通焉，是识也。凡实斋论学，发乎性真，极乎通识，合之阳明良知之教，所谓「知行合一」、「拔本塞源」之论者，面貌虽异，根柢则一。引而上之，即中庸明、诚之辨，天、人之别，性、道之分也。实斋主专门即是「致曲」，贵通识即「道并行而不相背」。原道三篇，为其总枢，而浙东学术一文，则实斋自道其立说渊泉之所自也。 方法与门路 实斋论学要旨，具如上述，而实斋自道其为学经历，颇有可与上述相证发者。其语多见于家书，文史通义外篇三实斋谓：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着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家书二 又曰：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实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家书三 又曰： 吾……二十岁以前，性绝騃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羣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廿八岁矣。廿三、四时所笔记……其识之卓绝，则有至今不能易者。……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故吾近日教人用功，不为高论异说，知人所具才质，不可一例限也。惟归其要于识趣，则自阅历之言，差觉信而有征。家书六 此皆实斋之自道也。又曰： 人之才质，万变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据者。……观前辈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为高深。……其有意主劝诱，而言之太易者，亦须分别观之。……有自讳初习之陋，而以后之所得，一似生知之者。……又有天姿之高，不尽由于学力，而意之所主，自足成家，惟嫌天姿不足为训，遂举生平所得，强归功于所主之说，而不知其所以得者不在此也。家书六 此言效法前辈得力之未尽可据也。又曰： 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昨年过镇江，访刘端临，自言颇用力于制数，而未能有得，吾劝之以易意以求。夫用功不同，同期于道。学以致道，犹荷担以趋远程也，数休其力而屡易其肩，然后力有余而程可致也。攻习之余，必静思以求其天倪，数休其力之谓也；求于制数，更端而究于文辞，反复而穷于义理，循环不已，终期有得，屡易其肩之谓也……[功力屡变无方，而学识坚定不易]，亦犹行远路者，施折惟其所便，而所至之方，则未出门而先定者矣。家书四 此言治业贵专门，而亦须变换兴趣，多方探索也。此皆实斋指点为学门径方法极亲切处也。 校雠与著录 实斋于文史通义外，别着校雠通义，议论与文史通义相发明。大意谓： 家法不明，著作所以日下；部次不精，学术所以日散。校雠通义卷一第二之一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校雠通义卷一第三之一 校雠方法之最大且要者有二：一曰互着，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皆兼收并载，不嫌重复，而于甲乙部次之下，加以互注，以便稽检是也。盖 书之易淆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抵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第三之四 二曰别裁， 于全书之内……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第四之一 是也。 至其全书篇次……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也。同上 故校雠之用，可以评骘古今学术源流，分别诸家体裁义例，其事即无异于著作。若 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于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此则可谓簿记守成法，而不可为校雠家议著作也。校雠通义卷二第十二之一 实斋尝为周书昌作籍书目录序，亦发其意，谓： 书昌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然羣书既萃，学者能自得师，尚矣。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斯则书昌之有志而未逮，读其书者不可不知其义也。周书昌别传，刘刻遗书卷十八 实斋文史通义议论，多为救挽当时经学家风尚而发，至其校雠通义，一本古人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之旨，推原周礼， 发明家学。与文史通义立论大体相通。抑其书亦似有感于当时清廷之修四库书而发者。四库之议，始自朱筠，时实斋从游在皖，朱筠谨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凡拟办法四条，而著录、校雠当并重，亦为其一，疑此奏实斋、二云诸人当预闻。胡适实斋年谱已主此说，沈元泰章学诚传谓征书奏始自实斋，不及二云，未知其别有据否。沈传收碑传集补卷四十七。其后实斋力辨「校雠」与「著录」之不同，若以其论史之体裁为例，则著录仅是记注，校雠乃属著作；著录可据成法，校雠须具特识。当时清廷既修四库，实斋之意，欲就其著录再加辨章流别，勒成一家之业也。然其所标七略义例，与夫互着别裁之法，在当时颇少信者，则其时学风尚于征实，既不解实斋文史之旨，自不取其校雠之说尔。 实斋学风之影响 实斋以讲学反时趋，并世学者至不知其学业是何门路。实斋亦自言：「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故钱林字东生，生乾隆二十七年，卒道光八年。1762－1828文献征存录为邵晋涵作传，至称为「章学诚，以明经终」。是实斋没世未久，即其乡人，钱东生亦浙人已不甚知之。惟征存录称实斋「少从山阴刘文蔚豹君、童钰二树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此语应有受。又嘉庆十一年唐仲冕刻纪年经纬考，亦误题实斋姓为张。盖实斋生时既无灼灼之名，其文史、校雠两通义，至道光壬辰十二年始得刊行，据其子华绂跋生前文字流传，颇自谨重，其过背时趋者，未必轻出，故外人亦不深知也。惟[焦里堂]读书三十二赞，通义列于十九，所赞大率皆当时朴学，独实斋一书非其类，而题注作章石斋，较之钱东生之误章为张，亦相胜一肩而已。是可征实斋当时声名之暗晦矣。然实斋与邵二云论学书，遗书卷九谓：「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多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几于李义山之敝缊，身无完肤；杜子美之残膏，人多沾丐。鄙昔着言公篇，久有谢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后，何必名出于我？」则实斋生前虽未享盛名，而思想议论之影响于当世者，非无足道矣。余观实斋并世，即如焦里堂、凌次仲之徒，虽称私淑东原，而议论与实斋相通者已不尠。其后常州今文学起，治经羣趋于春秋，旁及周礼，好言政制，而极于变法，训诂名物之风稍衰。而仁和龚自珍，著书亦颇剽窃实斋。时会转移，固非一端，而实斋平生论学，所谓力持风气之偏者，要不得谓非学术经世之一效也。 实斋文字编年要目 实斋为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文史通义外编二尝谓：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故凡立言之士，必着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 则实斋自撰文字，宜每篇均注年月矣。然今刻本于其题注，复多刊削，良可惋惜。顷见武昌柯氏藏章氏遗书钞本，藏燕京大学图书馆题下附注较详，虽不全备，所缺已稀，弗能详录，姑志与本篇较有关系者，为编年要目如次：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实斋年二十七。 *是年参编天门县志，作修志十议。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实斋年二十八。 *始学文章于朱竹君，始见刘知几史通，自称彼时「立志甚奇，而学识未充，文笔未能如意之所向」。跋甲乙剩稿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实斋年二十九。 *是年有与族孙汝南论学书，谓：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好立议论……攻排训诂……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重媿其言……可为惭惕。 按：是时实斋已识东原，亦已好立议论，攻排训诂，闻东原言而重媿。此后于东原云云，重有驳难，则是时实斋性趣已见，而识议未定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实斋年三十四。 *始识邵二云。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实斋年三十五。 *是年始着文史通义。有侯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与严冬友侍读两书，皆云「录呈三篇」，其目不可考。又戊午钞存有上辛楣宫詹书，亦在是年，已言「文史、校雠，与时异趋，欲有所挽救」。盖其时议论尚未入细，而识趣大端已立。然上辛楣一书，似经晚年点定，非尽当日笔致也。又按：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今按：钱氏考异自序在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距戴东原卒三年耳；钱氏又称编次考异，始于丁亥，其时戴学固未大行，江说不足信。惟钱氏治史，自与惠、戴路径不同，故实斋独希为针芥之投耳。又按：竹汀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是岁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此尚在实斋贻书前两年。其时竹汀治学，已走上东原一路，则宜乎章书之不见契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实斋年三十六。 *是年作和州志例。在宁波道署遇戴东原，论史事多不合，论修志亦不合。是时实斋见解，盖较乙酉益进矣。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实斋年三十七。 *是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 ◇乾隆四十午乙未，1775实斋年三十八。 *实斋跋甲乙剩稿，谓其时「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不免有意矜张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实斋年四十。 *戴东原卒。实斋有朱陆篇，为评东原而作，似尚在东原卒前。 *是年修永清志。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实斋年四十一。 *是年成进士，续修永清志。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实斋年四十二。 *永清志成。是年着校雠通义四卷，此稿后两年游河南遇盗失去，前三卷有朋友抄存本，后亦改作。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实斋年四十四。 *遇盗，凡四十四岁前撰着文稿均失，后从朋旧家借钞存录别本，名辛丑年钞。是年朱竹君卒。 *辛壬剥复删存稿有通说一篇，为实斋论学要旨之一。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实斋四十六。 *是年有癸卯通义草十篇，篇名可考者为诗教上、下，言公上、中、下五篇。有书后云：「若其撰述之旨，则得自衿腑，随其意趣所至，固未尝有意趋时，亦不敢立心矫异，言惟其事，理惬于心。」可征实斋[初撰通义时态度]，与戊申、己酉以后自不同。又书后云：「有通义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今按：俗嫌、针名、砭异三篇不分章，疑即今年作。 *又癸卯录存，有代拟续通典礼典目录序、籍书园书目序、与陈鉴亭论学、与乔迁安论初学课蒙三简、与邵二云论文书、与邵二云论学、与家正甫论文、又与正甫论文、与冯秋山论修谱诸篇；又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极重要。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实斋年四十七。 *是年有甲辰录存，有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两通，及题朱沧湄诗册等。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实斋年四十八。 *是年有论课蒙文法二十六通。又跋甲乙剩稿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观，而未通变也。」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实斋年五十。 *至河南，始依毕秋帆。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实斋年五十一。 *主编史籍考。五月有报孙渊如书，谓：「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此种议论，知骇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钞鄙着中，亦有道及此等处者，特未畅耳。俟为尚书公毕沅成书之后，亦当以涉历所及，自勒一家之言，所为聊此自娱，不敢问世也。」 按：是书，实斋[初发「六经皆史」之论]，其时文史通义中重要诸篇均未作也。史释篇亦后成，近人皆以本篇义说「六经皆史」，实未得实斋渊旨有与邵二云论学书。 *校正校雠通义，与诸家所存本又大异。按：此年校正者，即今传刻本，议论与文史通义相发，而言之未畅，盖此后文史通义之先声也。惜校雠通义初稿不可见，否则必可证实斋思想进展之痕迹。 *是年秋，得文史通义十篇，目不可考。戊申录稿有礼教、所见、论修史籍考要略、与邵二云书诸篇，殆即十篇之四也。又与刘宝七昆弟论家传书称戊申秋课。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8实斋年五十二。 *是年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言。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以体例分甲、乙两编，统名姑孰夏课。甲编文目盖如次： 经解上中下，原题注：庚戌钞存通义上 原道上中下，原题注：庚戌夏钞存 原学上中下，原题注：庚戌钞存通义上 博约上中下，同上 十二篇外又附存旧稿一篇，今疑是朱陆篇，原题注庚戌钞存通义下。据朱陆篇原文，似当东原未卒前作。而朱陆篇书后云「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则今年去东原卒十二年，恰合，知书后乃今年作，而并以原篇编附十二篇后也。 其它篇名可考者有： 匡谬、黠陋、习固、篇卷，皆称庚戊钞存通义上。 辨似、说林、知难、史释、史注、文集、天喻、师说、假年、感遇、感赋、史学例议、亳州人物表例议上中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皆称庚戌钞存通义下。 杂说上中下称庚戌钞。 朱先生墓志书后、郑学斋记书后、答沈枫墀论学、答周永清辨论文法、又答沈枫墀、答朱少白、与朱少白论文，皆注庚戌钞存杂文。 大体多是己酉年作也。又文理篇大概亦是年作。实斋重要思想，大部均于此时成熟。上举文目，实为[文史通义之中心文字]，为研究实斋学术者最须玩诵之诸篇。而己酉一年，亦实斋议论思想发展最精采之一年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实斋年五十三。 *是年亳州志成书。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实斋年五十四。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如史德、唐书纠谬书后、读史通、驳孙何碑解、论文上弇山尚书诸篇。 *又庚辛间草，有释通、答客问、同居、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元次山集书后、唐刘蜕集书后、王右丞集书后、各家校注韩集书后六篇、与邵二云论学、与邵二云、与史余村简、与周永清论文两篇、与族孙守一论史表，及家书七通。 *又庚辛杂订有公式篇。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实斋年五十五。 *是年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云： 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着。 则书教三篇， 盖成于今年，实可代表[实斋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也。实斋唱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故其论六经，于书与春秋最为经意，书教之成独晚。王宗炎复章实斋书『晚闻居士遗集卷五』谓：「春秋为先生学术所出，必能探天人性命之源，以追阐董江都、刘中垒之绪言，尤思早成而快覩之。」而惜乎春秋之竟无成文也。 *始任湖北通志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实斋年五十六。 *癸春录存，有史学别录例议、答邵二云、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癸丑录存，有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实斋年五十七。 *湖北通志脱稿。是年汪容甫卒。 *甲乙剩稿，有报黄大俞先生。 ◇嘉庆元年丙辰，1796实斋年五十九。 *是年有丙辰山中草，有文德、答问、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论学十规、史姓韵编序、与汪龙庄书、答某友请碑志书、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自称「论锋所指，有时而激，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其英华」云。 其与汪书云： 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 今按：文史通义其时已有刻本，据柯氏钞本目录原题注下有「已刻」二字者，盖即指此时刻本而言。[文史通义之初刻本]惟惜于实斋原注年岁均已略去，遂不知其撰述之年月耳。其目如下： 易教上中下 书教上中下，壬子 诗教上下，癸卯 杂说 评沈梅村古文 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与邵二云论文 又与史余村 与史余村论文 杂说上中下，庚戌 方志三书议此下二篇，以后改入方志略例 州县请立志科议 余又见别一钞本，即现藏北大图书馆者知先刻文尚有言公、说林、知难、答陈鉴亭诸篇。北大藏钞本有又与朱少白一书，谓：「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跂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 大抵实斋初刻文史通义，仅仅如是。其论学精要文字均未刻，所谓「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决非虚泛言之。而当时对之犹多讥议，实斋是年有上朱中堂世叔石君书，谓： 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 此殆指易教、书教、诗教数篇而言。题似说经，已为时人讥议，故实斋谓即此数篇，尚不欲徧示于人，若其己酉前后所发议论，出而问世，羣哄可立起也。观于实斋文史通义一书完成之先后，及其刊布之次第，可以想见学者成学之难，及所以自襮其学之慎。大率成学迟在晚年，传世期之身后，必如此乃可深切悟得实斋己酉前后论学一段意义及其精神也。北大所藏章氏遗书钞本，有又与朱少白一书，谓：「鄙着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怅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挽近治实斋学者渐有其人，而此意知者仍尟，良为增慨。 ◇嘉庆二年丁巳，1797实斋年六十。 *是年袁子才卒。 *二月作陈东浦方伯诗序。三月有答朱少白书，见刘刻遗书补论及戴东原、程易田及洪稚存。 ◇嘉庆三年戊午，1798实斋年六十一。 *是年补修史籍考。戊午钞存，有立言有本、述学驳文、论文辨伪、上石君先生书、上辛楣宫詹书、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诸篇。又通义有诗话、书坊刻诗话、妇学三篇，皆为攻击袁子才而发。诗话题注杂订，三史同姓名录序亦称杂订，乃是年作，疑诗话篇亦成是年。其它尚有书贯道堂文集后、与吴胥石简、读北史儒林传随剳，均称杂订，疑均是今年作品。又按：论学十规在丙辰，第十规即斥袁，已谓「别有专篇声讨」，则攻袁诸篇有成于丙辰前者。书坊刻诗话题注黠陋，又有方志辨体亦称黠陋，乃丁巳年作，疑书坊刻诗话亦或在丁巳也。妇学题注载艺海珠尘，不详何年。 ◇嘉庆五年庚申1800实斋年六十三。 *是年庚申新订，有书原性篇后，及横通诸篇。又庚申杂订有浙东学术篇，殆可谓[实斋晚年定论]也。 ◇嘉庆六年辛酉，1801实斋年六十四。 *是年十一月卒。 本文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九章，第419-47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