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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宋朝一桩50年拒不昭雪的弥天冤案(4)


     这年,行献享礼时又遇雷电雨雹之灾,架阁韩祥、司农丞郑逢辰又牵扯出济王冤案。前者说:“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后者说:“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丘,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从他俩对赵竑爵位的称呼与葬地的描述,可以推断,端平改葬,既未追复王爵,也没遵用王礼。
     嘉熙元年(1237),临安城再次大火,延烧的恰是济王旧邸,太学、武学与宗学的学生联合上书,说这是济王冤魂“为厉之验”。在朝官宦与在野士人也无不认为,这是“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气”。殿中侍御史蒋岘为当局帮腔,鼓吹“君臣既定,兄弟不当问”。此言一出,激起了公愤,触犯了众怒,武学生两百余人在刘实甫带领下上书猛攻,把他赶出了御史台。
     景定五年(1264),在位四十一年的理宗终于死去。终理宗朝,“群臣泛议,一语及此,揺手吐舌,指为深讳”,济王案成为既碰不得也说不得的敏感事件。理宗丢下过一句话:“留以遗后人”,他至死也不打算昭雪冤案,铁了心把棘手的难题扔给后代。在济王冤案上,理宗与他的“定策元勋”始终沆瀣一气,因为否定了史弥远,昭雪了冤案,也就动摇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度宗继位,他是理宗的亲侄。监察御史常楙旧案重提,度宗表示,既然先帝说过“以遗后人”,那就“所宜继志,以慰泉壤”,追复济王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让有关部门讨论陵墓规制,尽快增修,至于其他问题仍按理宗亲政时御笔办,仍未予彻底平反。度宗的皇位来自理宗,他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理宗的做法,那样也会危及自身继统的合法性。
    
     德祐元年(1275),度宗已死,他的儿子恭帝即位。蒙古军已突破长江防线,南宋政权朝不保夕。升任吏部尚书的常楙再次上书,将时政危局与济王冤案挂上了钩:“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尚能感应飞霜枯草之灾,何况曾是帝王之胄、皇嗣之选,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频至,恐怕就是他在地下祈请吧!求陛下勿惑浮议,特发英断,为理宗和度宗了却这段未了之事。”著名学者王应麟也有陈请。年仅五岁的小皇帝何来“英断”,但朝廷终于颁诏,对赵竑恢复了王爵,特封其为镇王,并赐谥“昭肃”,还为其立嗣以承袭王爵,对他的陵墓重加修缮。
     在为济王昭雪的所有吁请中,以王礼改葬的呼声几乎不绝于耳。据美国学者KatherineVerdery在《遗体的政治生命》中指出,所有对有争议性历史人物的重新掩埋活动与仪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其中包括对某种体制与政权的否定与控诉(参见2011年4月24日《上海书评》范可《遗体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饶有意味的是,晚宋济王冤案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个例。按照宋代的主流价值观,理宗夺位,已然不正,但既然称帝,就代表了社稷国家,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者更进一步,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还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济王冤案牵动了宋季三朝政局,不仅完全颠覆了新儒学惨淡经营的主流价值观,而且严重销蚀了君主官僚政体的向心力。这桩冤案,自1225年铸成,迟至1275年才最终平反昭雪,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天意从来高难问”,仅过一年,临安陷落,南宋覆灭。宋亡以后,学者周密反思此案,痛定思痛,感慨万千道:
     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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