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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中国的政局异常复杂，不仅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国内传统政治力量继续存在并发展，而且新兴的中间势力迅速崛起，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不仅国内的政治格局趋向多元，而且以美苏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力量深度干预中国内政。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学术界多以“三国四方”概括言之。“三国四方”主要指美国、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参见文安立著，陈之宏、陈兼译《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西村成雄：《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也论抗日战争结束时之东亚国际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张振江：《〈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期。)这样的概括，忽视了中间势力的存在，不足以全景展现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也难以充分阐明战后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笔者认为，应从“三国五方”的视野审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格局。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中间势力的兴起
中间势力勃兴，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中国政治的新特点。它的兴起，打破了既有的国共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并对中国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中间势力久已存在。胡绳认为，从1919年到1949年，在国共两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胡乔木也认为：“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转引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3页。)不过，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情下，中间势力长期处于政治的边缘状态。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是在抗战胜利后。其表现，一是政党勃兴且趋向一体化;二是由地下斗争、发表政见到与国共协商国是;三是将自己放在独立于国共的政治地位，以“兼容美苏、调和国共”为职志。
抗战胜利后，在短短时间里，涌现出形形色色一百多个政党。(参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 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页。)这其中既有此前秘密活动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民主宪政党等，也有新成立的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为数众多的政党的涌现，标志着中间势力开始公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组织一个政党”以“超乎国共两党范围之外而独树一帜”的要求一度十分急切。这样的知识分子包括：“第一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正统派的自由思想学者，第二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第三种人是美国人。”他们认为，胡适是理想的政党领袖人选，因为胡适有足够的声望，而且“假如胡氏出而组织，声势必定浩大。有极大数目的自由思想分子，包括教授及学生，均将奔投新党的旗帜之下”。(《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储安平主编《观察》第1卷 第1期，第21—22页。)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于1946年7月归国，但他“甫抵国门，CC系即先来一个宣传攻势，宣称胡氏回国组党。这一拳，使胡氏猝不及防”(《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储安平主编《观察》第1卷 第1期，第22页。)。组织新大党的设想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下夭折。虽然新大党组建未成，但反映了中间势力进一步整合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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