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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横无理:顾维钧揭秘宋美龄访美出洋相(4)


     我接着说,刻不容缓的是今后三四个月的援助,以使我国稳定战局;三年长期援助计划可稍后再提交国会。我告诉她,必要的有三件事,即总统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的政策声明,派遣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和增加援华军用物资。
     说到这里,她神色严峻地说,这三点要求的公布使她更加为难,她要知道谁把这三点透露出去。我问她,这怎么会使她更加为难。她说,马歇尔告诉她,这使美国政府在就这几点做出决定方面陷于困境。她说,不予公开,事情就好办些。我说,她所指的必是报纸上有关她将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中国需要什么的新闻报道或者推测。但《纽约时报》的文章是旧事重提,这些以前在报纸上已登载过,其来源是根据巴黎、南京和华盛顿的电讯。在巴黎,王世杰和蒋廷黻与马歇尔进行商谈;在南京,此事曾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磋商过;在华盛顿,我曾向总统及国务院提出过此事。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甚至在基维斯特这三点就为人所知。杜鲁门在那里休假时,我曾于11月9日把委员长的信转交给他。
     她说,她看过的是一封很短的信,其中没有提到这三点。但我说,这三点在信中提到了,而且以后《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驻基维斯特的记者,把同样的内容电告华盛顿各报。尽管如此,大使馆严格认真地拒绝把该信提供发表。我又说,无论如何,让人们了解中国所需,实际是有利也有弊。例如,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鲁斯和罗亚尔 霍华德就派出专人搜集内幕消息,藉免凭空写稿,以便有力地支援中国的事业。另外,报界和公众舆论认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一点也不明确,他们要求加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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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告诉她,我刚刚获悉,马歇尔因手术后需要长期休养,正再次考虑辞职(动手术的日期是七日),我问她,她和他谈话时是否察觉到这一点。她说,他的手术是医生早就建议的。显然她以为这消息不大可靠。她认为马歇尔不会辞职,尽管这是马歇尔亲口对我说的。我说,马歇尔向中国提了许多建议,既未被采纳也未见实行,他显然感到失望。杜鲁门也曾对我说,他竭诚希望我国政府能对政治、财政和军事做重大改革,并减轻人民的痛苦。蒋夫人说,政府该做的事很多,她相信她和马歇尔的谈话会使他更好地了解没有做这些事的原因。在战争持续的情况下,这些事是做不到的。
     她说,她希望在今后几天他恢复健康之后与他继续会谈。这给了我一个鲜明的印象,即最近她不会离开华盛顿,而将继续努力。我说,这是为中国进行的一项艰巨工作,但我认为她承担这项工作很有勇气,充满爱国热忱。她说,当她看到我们的士兵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与献身时,她感到承担这个工作是她的责任,不惜任何牺牲。我说,为取得外援而做出的一切进一步的努力都是有益的,我们虽都为同一目的而努力,但没有人比她更能胜任。
     接着,她问我还有什么事要对她说,显然她是记着我给她的那封信。我说有,我有许多事想跟她谈,但我知道那天下午她将和杜鲁门进行重要会谈,因此我不想使她劳神。她微微一笑,好像是我猜透了她的心思。我起身告辞。她也站了起来,然后以严厉的声调说,她要对我说一件事。她问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
     黄仁泉是何方神圣?据顾维钧回忆,此人“曾挂名为大使馆随员,但从未到过大使馆。他只是为孔祥熙和孔家的人奔走办事。我想蒋夫人来后,他也为她办事。但王世杰是个纪律严明的人。这就是说,多年来,在一个特定问题上,当他持不同意见时,不论外交部长是谁,他总是直言不讳地对外交部提出批评。王在总统府中任委员长的机要秘书,又长期居政府高位,他完全能这样做,所以他自己当了外交部长,他把他认为该办的事以及过去他曾规劝历任外交部长办的事,都要予以办理。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当发现黄仁泉一直没有为大使馆办事后,便下令停发他的薪金。我并不反对黄的职务,因为在我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类事情无关紧要。如认为他对政府某些要人有用,为国家着想,为什么要予以反对呢?但王世杰领导下的外交部很认真,而且我想会计部门的主管是王世杰的自己人”,因此,阴错阳差,黄仁泉这领干薪的黑官便被揪出来了。但是,顾维钧是大使馆的头头,他就成为被怪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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