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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前，党中央得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的重要情报。事后，毛泽东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历尽艰险，传递这一重要情报的人便是屡获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表扬的项与年。

机智勇敢的中央特科队员

项与年，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1927年秋，年方31岁的项与年被驱逐回国，来到上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中日关系自任校长。这实际是中央特科的一个掩护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特务工作处。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此时的中央军委又称军事部)，首任军委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特务工作处也叫特务科，机关成立时驻地在武汉三镇的汉口余积里12号。有史料称中共特务工作处为“中国第一个现代特务组织”，先于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成立。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后，特务工作处也于1927年8月底由武汉迁往上海，成为中央特科的班底。也就在这个时期，回到上海的项与年加入了中央特科三科。中央特科下设4个科，三科又名行动科。这个科的主要职能是惩办叛徒和敌特、内奸。对外则以“红队”“打狗队”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意。对党忠诚机智勇敢的项与年进入行动科后，很快成为主力队员。

1929年8月24日，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等人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开会。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彭湃和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国反腐专题邢士贞等同时被捕。事后，周恩来亲自组织劫囚车，他下令时说：“这一次不仅行动科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要参加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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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周恩来、邓颖超和项与年(二排左一)等在海南三亚

8月28日，中央特科出动大批人员赶到上海枫林桥，扮作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他们将摄影机架设在公路边，将部分枪支藏在摄影机内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里。行动中，腰揣勃朗宁手枪化装成商人的项与年一直压低礼帽，在前面几十米处观察，等待下手。但是，最终因为敌人的囚车提前通过，行动功亏一篑。几天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敌人杀害。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白鑫。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合，被提升为团长。1929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任秘书。在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下，他害怕了。一个月前，白鑫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他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军委的情报提供给国民党，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神情激愤，异常严厉地说：“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予以处决!”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搞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点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43号范争波住宅内。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立即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里租下了三楼的一个房间，带领项与年等队员日夜观察43号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向国民党请求让他出国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了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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