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者体现了“序曲”至“主歌”的渐进性。《汉中密约》 的反蒋是隐蔽的;而“西安事变”之反蒋是公开的、激烈的。乃至发展为“捉蒋”“逼蒋”“兵谏”。促使其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杨虎城通过《汉中密约》沟通了与共产党的组织联系，并从中炼出了“虎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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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发生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这一事件严重地威胁着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由于周恩来坚决果断的处置，使我党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顾顺章被捕当天叛变
1931年3月，陈昌浩和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顺章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从鄂豫皖回到武汉时，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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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产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眼看限期将到，王竹樵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岸徘徊。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顾顺章适由武昌乘渡轮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刚好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顾顺章被捕后，当天就叛变。
顾顺章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机密，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的住处都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个可耻的叛徒也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
顾顺章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产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顾顺章叛变这天，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钱壮飞接连收到“十万火急”绝密电报
这一夜，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
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中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壮飞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克农转报中央。刘杞夫走以后，他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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