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史研究70年回顾与前瞻(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06 《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 汪朝光 参加讨论
二、世界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不足 1.通史型研究的引领作用 以历史研究的通行路径，一般是先有微观个案研究，再有宏观集合研究，先有专题史、国别史研究，后有通史研究。但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路径，与此并不完全一致。世界史研究于新中国建立起步后，研究者注意到通史研究的重要性，注意到通史著作对研究的引领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世界史研究，也需要通过通史类论著，为世界史构建基本的框架结构，从而有利于指导具体的个案研究。所以，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精细的微观研究可以为宏观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言简意赅、具有真知灼见的宏观研究，也可以为微观研究提供必要的指引，激发研究者的更多具体发挥。 1949年以后的世界通史研究，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全书分为古代（齐思和主编）、中世纪（朱寰主编）、近代（杨生茂、张芝联、程秋原主编）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的世界史。参与该书编写的有数十人之多，各卷负责人则为已在学界崭露头角的世界史研究带头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世界史研究大家）。该书以社会形态演变为论述中心，自成体系，而且用了相当篇幅论述亚非拉国家的历史。该书吸纳了此前各家研究的成果，体例设置合理可行，论述逻辑连贯一致，处理史事简明扼要，写作文字简练可读。全书出版后多次再版，历数十年而不衰，既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还是相当长时期各大学的必选世界史教材。当然，由于时代和研究的局限，该书亦有很多不足之处，主要是虽然跳出了西式体系的束缚，但又落入了苏式体系的窠臼，而且由于个案研究不够，又是以教材写作为中心考量，对历史问题的论述较难深入，论述空白处亦不少。 1978年以后，世界通史研究更为繁荣，出版的各种规模和形式的通史著作甚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两部著作，一为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年），其中古代卷主编刘家和、王敦书、朱寰、马克垚，近代卷主编刘柞昌、王觉非，现代卷主编齐世荣、彭树智，二为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其中古代卷主编杨共乐、彭小瑜，近代卷主编刘新成、刘北成，现代卷主编齐世荣，当代卷主编彭树智。这两套书都体现了从纵向到横向的整体世界史观，既有纵向论述，亦有横向比较，既论政治、军事、外交，也论经济、文化、社会，并适当纳入了中国史的内容，视野更为开阔，内容更为丰富，代表了中国世界通史研究的新高度，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世界通史教学用书。不过正因为需要顾及教学用书简洁简明的特性，或多或少也对其中专题研究的深度有所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持编纂、武寅担任总主编的《世界历史》，成为世界通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该书共8卷39册，以专题史的形式呈现，分为“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8个专题，各专题之下又分为不同子题，体例有所创新，可以发挥中国学者所长，就若干专题进行深入研究，避免编年通史中那些不可不写而又研究不够之处。同时，全书纵横交织，点面结合，既重深度，亦具广度。因为以专题史为中心，全书注重分析，注重综合研究和前沿研究，注重跨学科方法，还特设“中国与世界”主题，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世界认知中的中国和中国认知中的世界。如该书“总序”所论：“本书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与教科书式的写法有别；与传统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相比，本课题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在世界通史研究中，讨论的问题多半是具有宏观意义的重大问题，如世界史的分期、世界史的发展进程、重要历史事件的性质等。关于世界史的分期，过去一般认为，世界近代史开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现代史开始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而现在多半将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交融为开端，将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世界经济、社会的变化、动荡、发展为开端。关于世界史的发展进程，过去的主流观点是以社会形态的演进为基础，当下的看法更趋多元化，有学者提出以现代化发展论或文化发展论观察世界史的演进过程。其实，有关历史分期，以相对长的过程演进，替代某个固定时间节点，更多关注的是历史的动态发展面相，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及其时间节点失去其意义。所以，1640年或1917年的历史意义，从来都为史家所关注。至于世界史的发展进程，以社会形态演进立论，确有其缘由所在。无论是现代化论或文化发展论，其所依据的立论基础，与社会形态演进论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为社会形态演进论所包容。因此，社会形态的演进可以作为历史演进的基础面相，并由此而生发出多方面的内容。 2.国别史研究的经世意义 国别史和专题史是世界史研究的两大主轴。顾名思义，国别史以各个主权国家的历史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专题史则可以是超越国家概念的多国乃至全球范围的主题研究，如生态环境史研究。但即便如此，以国别为限界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然占据着该主题研究的重要地位，因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其实离不了政治权力也就是各国政府，于此又可凸显国家的无所不在，国别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自亦毋庸多言。 世界史研究中的国别史研究，涵盖了世界各国，但无论是研究数量或质量，仍以对欧美主要国家的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到底，是社会需要更迫切，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更能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 （1）美国史。在世界国别史研究中，美国史研究可谓独占鳌头，占据着中心地位，为其中以研究方向论的第一大群体，可见其成就所在。 美国史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还在1953年，老辈学人黄绍湘就撰写出版了《美国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但是在那个年代，中美尚未建交，且处在激烈的对抗中，正常的美国史学术研究较难进行。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随之中美在1979年初建交，为美国史研究打开了全新局面，并由此蓬勃发展，成为国别史研究的第一大热门。美国因其世界头号强国地位，引起中国上下全方位的关注，有强大的社会需求；英语是中国第一普及外语，便于处理以英语为中心的美国史资料，这些都是美国史研究的重要推动力。美国史研究领域发文和论著出版数量众多，研究主题扩大至几乎所有领域。这些研究排除了过去“左”的干扰，回复到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既论及美国历史的长处，如其科学创新精神和文化包容融合，也不回避美国历史的问题，如其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之弊。可以说，美国史是当下国别史研究中最为全面的学科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的阐释体系。 美国史研究成果丰硕，构成了殖民时期、独立时期、内战时期、两次大战时期、战后时期直至当下的全时段研究。通史以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6卷本《美国通史》（1585—2000）（人民出版社，2002年）为代表作。专史研究异彩纷呈，各擅其长，如老辈学者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生代学者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新进学者李剑鸣的《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赵学功的《当代美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梁茂信的《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立新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张勇安的《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等，都是其中的可读之作。 改革开放的实行，使中国学者可以更方便地获得美国的档案文献史料，大大提升了研究可信度与科学度、中美学界的交流，也使中国学者得以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并吸收美国学界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但是，当我们不时被动地被别人的研究理论方法牵着走，便不易凸显本土研究的自主和创新。这是有待未来解决的问题。 （2）英国史。英国史是1949年以后较早得到发展的国别史研究，研究论题集中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宪章运动、圈地运动等领域。1978年以后，英国史研究得到更大发展，是目前国别史研究中，研究人员数量较多、论著和论文发表数量也较多的研究领域。与过往研究相比，近些年的英国史研究，更关注制度、社会、文化等主题的内容，而习见的圈地运动等论题几乎消失不见。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是比较完全意义的英国通史。其后，又有若干部英国通史著作出版，如高岱《英国通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201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钱乘旦主编的6卷本《英国通史》，可以说是近70年来英国通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也反映出英国史研究传承与发展的脉络与轨迹。 因为英国史研究开展较早、基础较好，故英国专史研究亦较为深入，对中世纪英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可谓其中的代表，如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人民出版社，2002年），《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从〈大宪章〉到“玫瑰战争”》（人民出版社，2017年），黄春高《分化与突破：14—16世纪英国农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可谓其中的代表。郭方《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6年），刘新成的《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沈汉的《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英国土地制度史》（学林出版社，2005年）以及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系列研究论著等，都是英国史研究中的可读之作。对英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的研究，无论是史料还是分析，都需要相当的功力，体现出研究者迎难而上的追求。但是，对英国现当代史的研究似偏少偏弱，这与历史研究中的厚今薄古风潮有些距离，是需要在今后改进者。 （3）法国史。法国史是国别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那些每每激荡人心的革命史篇章，曾经在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中起到过相当的激励作用，还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源流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在法国活跃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些都是学界关注的对象。法国通史著作有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法国史的时段研究比较完整，从王养冲、王令愉《法国大革命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到孙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再到郭华榕《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大体为法国近代历史演进勾画出了基本脉络。但是，有关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及二战期间维希政权和自由法国运动的研究偏少。至于法国当代史，有周荣耀主编《当代法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沈坚《当代法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金重远《法国现当代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等。 法国史研究的传承和创新可以法国大革命史为例。还在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曹绍濂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去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关注的是革命的基本面相及其发展，如雅各宾派专政与罗伯斯庇尔的作用。而改革开放以后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开始重视与大革命相关的其他面相尤其是其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内容，如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前些年，随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热销，又掀起了一波对法国大革命史的关注，并且更加扩大了研究领域和对象，如黄艳红《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涉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乐启良《近代法国结社观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涉及革命的组织问题等。 （4）德国史。德国史研究亦大体始自1978年以后。通史有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孟钟捷《德国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2019年，由邢来顺、吴友法主编《德国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6卷本出版，是德国史研究最新的集大成之作。在德国专题史研究方面，德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如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徐健《近代普鲁士官僚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等。 至于其他西欧、南欧、北欧国家的历史，至今仍然研究不够，如曾经的奥匈帝国，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意大利，至今仍然欠缺成规模的综合性通史论著，其间原因甚多，语言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在英语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其他语言都被视为“小语种”，不能不影响到以通晓对象国语言为基础的国别史研究。这些还有待于后继研究者的拓展。 （5）苏联（俄国）史。苏联史虽是世界史研究起步时的热门领域，但是当时出版的有深度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见。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苏联（俄国）史研究才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1950年代留学苏联的学者，此时正值盛年，有多年的学术积累，使苏联（俄国）史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有关苏联（俄国）的通史著作有，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人民出版社，1991年）、《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2013年，人民出版社推出9卷本《苏联史》，其中已出版的有姚海《俄国革命》，郑异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叶书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专史研究方面，有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十月革命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闻一等《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黄立茀等《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等。1990年代以后的苏联（俄国）史研究者，得以利用不少新公布的档案文献。根据原始档案文献编译的36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使苏联史研究可以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较过往研究的简单化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区别。 因为现实的观照，苏联（俄国）史研究者的兴趣显然更多集中在20世纪的苏联史。1978年以前的研究，更多集中在苏联革命史，如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等。1978年以后的研究，则开始关注苏联体制的弊端，如肃反问题、民族政策、农业集体化、大饥荒等。1991年苏联解体后，学界更关注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苏联解体前后其国内有关历史问题的讨论，影响到中国学界。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一些负面评价，与此是有关联的，其中也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看法。这些看法中有许多属于主题先行的主观价值判断，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但其对正常学术研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老辈学者的逐渐退出以及内外环境的变化，近些年来的苏联（俄国）史研究出现了明显低落的过程。学界需要下力鼓励新一代研究者的成长，化解那些不利于研究的因素，扩大那些有利于研究的因素，使苏联（俄国）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6）日本史。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有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近代以来则发生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两国间的关系恩怨交织，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1949年以后中国的日本通史研究，大体以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为开端，其后续有发展，通史论著有吴廷缪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仲涛、汤重南《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王新生《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米庆余《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求实出版社，1988年）、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等，则专注于日本专史研究。日本史研究比较强调其现实观照，如从中日近代历史发展的对比考虑，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了。再就是受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有大量论著集中在中日战争和中日关系领域，既可以被归入日本史研究，也可以被归入中国史研究。但是，如果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相比较，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在今后不断改进提高。 （7）亚洲史。亚洲是中国所在的大陆，中国的周边邻国又都集中在亚洲，所以，亚洲史研究在中国得到相当的关注。在亚洲通史著作方面，1950年代出版了王辑五《亚洲各国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朱杰勤《亚洲各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何肇发《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等。近些年出版的有，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王治来《中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梁英明《东南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梁志明等主编《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16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纳忠《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王治来、丁笃本《中亚通史》（人民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 亚洲国别史和专题史论著则有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林太《印度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刘欣如《印度古代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段立生《泰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贺圣达《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作为中国的近邻，且与中国有着相同的被日本侵略的经历，韩国史研究集中在近代，尤其是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中东国家是亚洲国家中颇为特殊的群体。由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商务印书馆，2001—2009年）共13卷，研究了18个中东国家的历史，比较注重这些国家历史上的各种内在联系，并且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置于重要地位进行论述。总体而言，亚洲史的国别史研究还有缺项，专题史研究尤待深入。 （8）非洲史。1980年代以后，非洲史研究得到持续发展，有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1918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编《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何芳川等主编的3卷本《非洲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但是，由于研究资料和人员有限等原因，非洲国别史和专题史研究较为缺乏。除北非和南非的少数国家的研究，如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郑家馨《南非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外，其他非洲国别史和专题史较为少见。李安山的《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非洲华人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是非洲专题史研究中的佼佼者。 （9）拉美史。拉美远离中国，受关注较少。虽然中国的拉美史研究有了不少进步，但研究规模始终不大，研究队伍人数不多。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春辉《拉丁美洲国家史稿》（商务印书馆，1973年）、《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1983年），林被旬、董经胜《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冯秀文等《拉丁美洲农业的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刘文龙《墨西哥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等，集中在拉美被殖民史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拉美经济发展中的依附问题以及拉美主要大国史等方面。 3.专题史研究的深入拓展 专题史研究在世界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专题史通过对特定领域的研究，可以跳出国别史研究以地域为中心而“画地为牢”的局限性，从更长程、更广阔的时空层面，反映世界历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世界史的专题史研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古代中世纪史。古代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历史的基本观察角度——时间角度去观察，古代史可以列入以时间为经的通史范畴。但如果将通史从贯穿古今的角度去处理，从历史的又一基本观察角度——空间角度去观察，古代尚未形成完全一体化的世界，那时的国家概念又显然不同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构建为中心的国家体系。所以，以国别史框架处理古代史，有其一定的困难之处，而从专题史的范畴处理较为方便，古代史研究由此多半被列入专题史中的古代文明研究范畴。 在历史研究各门类中，古代史研究是具有相当难度的高度专门化的学科，入门要求很高，仅仅是其需要学习掌握的那些古代死语言（如古埃及、苏美尔、阿卡德、赫梯、亚述、波斯语）以及今人已很少利用的语言（如古希腊语、古拉丁语、梵文、中世纪英、法、德语）等，便非未经系统正规学习之研究者所可为。但是，古代中世纪史又是世界史研究中成绩较为显著的学科。 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自1950年代起步，由借鉴而自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跳出过去一些教条的束缚，以实事求是为本，在古代社会、国家起源、社会结构、封建主义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进展。通史著作有林耀华《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杨堃《原始社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林志纯（日知）《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署名为集体编写），黄洋、赵立行、金寿福《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专题研究成果有，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胡庆钧、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晏绍祥《古典历史与民主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希腊城邦民主与罗马共和政治》（人民出版社，2019年），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等。 世界中世纪史在社会经济主题方面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其中如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倪世光《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赵立行《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俞金尧《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现代出版社，2014年）等，均为可读之作。 （2）文化史。1980年代的文化热也影响到世界史研究，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如周谷城、田汝康主编了《世界文化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996年）30余种，部分为研究论著，部分为译著。汝信主编了《世界文明大系》12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002年），包括了世界各主要文明的介绍与研究。还有周一良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何芳川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等。 专题研究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论著有刘明翰主编《欧洲文艺复兴史》（人民出版社，2006—2010年）12卷、陈小川等《文艺复兴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世华《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朱龙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 （3）二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的一部分，中国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故为学界所关注。二战史研究于1980年代开始起步，自始即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强调东方中国战场的作用，强调人民抵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正义性及其意义。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是中国最早的二战史著作之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1999年）5卷本，分阶段论述了二战史的全过程。对于过去众说纷纭的二战史起源问题，该著将其分为两个起源地，从而形成两个起始点，东方战场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揭幕，西方战场以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为开端，较好地解决了有关战争起始点问题的争执，也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除了上述研究领域外，专题史研究可谓四处开花，无所不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史，这些过去已有研究的主题有新的开拓。冷战、文明、环境、城市、人口、海洋、妇女史，这些过去较少研究的主题被填补空白。假以时日，专题史研究仍将方兴未艾，续有发展。 4.世界史研究的短板与不足 世界史研究在1949年尤其是1978年以后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与不足，这其中有一些是史学研究共有的，也有不少是世界史研究特有的。 档案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世界史研究在其起步阶段，最缺的就是档案文献等原始材料，如果与数量庞大的中国史档案文献史料相比更是如此。世界史研究的档案文献史料都收藏在外国，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研究者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这些档案文献史料，这个问题在相当长时间里困扰着世界史研究者。如果将中国史研究论文和世界史研究论文两相对照，便可见及两者间运用史料的差别。当时，世界史研究者能够利用的基础性史料非常有限。国内编译的世界史史料集，始于1957年杨人楩主编的《世界史资料丛刊》。这些史料集选译了一些原始文献或论著，但篇幅有限，多不过二三十万字，少则只有十几万字，与其说是为了研究，不如说是为了教学参考。仅仅利用这样的史料，难以从事深入的研究。世界史学界还编译了一些专题档案文献史料，如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编辑，分别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6个分册），复旦大学主持编纂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000年）共11册，兼有资料性与研究性。因为学界对国际共运的关注，还编译出版了若干种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历史资料。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出入境和经费问题基本得以解决，长期困扰世界史研究者的档案文献获取问题才有了很大缓解，在研究中利用一手档案文献成为必备前提。尤其是网络时代兴起后，网络成为查找史料的最大平台，数据库成为新的史料来源，为世界史研究的史料搜求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如美国盖尔公司开发的“盖尔学术资源”（Gale Scholar）数据库，收录了1.7亿页原始文献，不仅可供全文检索，而且提供“先进的文本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工具”，其对传统的依赖人工查阅纸本资料的研究所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 除了研究的基础史料严重缺乏之外，世界史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中心所在是缺乏原创论题及其分析阐释。中国史研究在1949至1966年期间因有关“五朵金花”的讨论而备受关注，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则缺乏这样能够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的论题，这与当时世界史研究开展不够、水平不高是有关联的。改革开放以后，世界史研究日渐活跃，也有了许多讨论的论题，如关于国家起源、西欧封建主义、近现代史分期、文明和现代化在历史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战起源和东方战场等等，都曾有热烈的讨论，大大推动了研究的进步。而且，许多讨论还对现实有所呼应。例如，马克垚将古代史研究中对若干问题讨论的意义总结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从城邦到帝国发展路线的讨论，旨在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欧洲中心论；封建化到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试图将世界史上的封建制度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由于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毕竟还不是很长，研究还受到各种各样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门打开之后，世界史研究者一方面得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外国的研究前沿，一方面又难免受到外国研究的影响，跟着外国研究走的情况也不在少。如何提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论题，建立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说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仍是世界史研究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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