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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为什么李鸿章提议避战求和?

李鸿章是清方参与决策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军队的实力派要员,光绪皇帝在战争正式打响的前夕,面对日方咄咄逼人、战事似已不可避免的形势,光绪皇帝的主战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屡催身膺重寄、统帅淮军和北洋军队的李鸿章积极筹划,应对战事。正在“亲政”期间,是有一定“实权”的时候,在指挥战争、掌控全局方面也试图有所作为。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免,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凛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这道谕旨的口气,就可以品出光绪皇帝对李鸿章的督责之切和对他战备不力、“徒事延宕”的不满。的确,李鸿章是实在不希望打起仗来。要说,在战前可能的条件下,就清朝方面而言,尽量争取化解矛盾、避免战争是应该的。为此,李鸿章主张中日双方同时从日本撤军,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点若能落实,自是息事的可取措施。但日本方面并不答应。随后,李鸿章又倾向于清朝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但光绪皇帝明确否定,在给李鸿章的谕旨中说:“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返,属殊非计。”② 既然光绪皇帝有此指令,清朝单方面撤军的设想也就不能落实。
    问题是若实行清朝单方面撤军是否可取。有资深的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如果中国在双方撤军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宣布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当时朝鲜有这种要求——引者)而单方面撤军,未始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末,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所以,在此阶段中,李鸿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见得全错,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同时也指出了他认识上的缺陷:“问题是他未能洞察奸谋,及早采取相应的策略。果真如此的话,日本尽管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想急于挑起衅端则势所难能了。” 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以牙还牙地抗御日本方面来说,光绪皇帝的态度似乎比李鸿章要坚决和持正。并且,日本方面是蓄意借机激化矛盾制造衅端者,公理和正义绝对是在中国方面。这一点,连有的外国人士也不否认,但是又认为仅仅靠此不行。像英国人赫德就这样指出:
    日本是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实际上,不光是“老道”的李鸿章,即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决不是这般天真之辈。他也不是要不顾一切、不知深浅地非打不可,并不放弃“通融”和了的努力。且看他给李鸿章的这一谕旨:“倭人以重兵突至朝鲜,肆其挟制;现复愿与中国商议,以共保朝鲜为词,似尚有所顾忌。如果无碍中朝体制,无损朝鲜权力,原不妨量予通融,以全大局。然倭情叵测,议之成否,尚难逆料。若待事之决裂而后议战议守,势已无及,不可不先事筹备。著李鸿章预为筹划,水陆各军如何分进,粮饷军火如何转运,沿海要口如何防守,一切事宜,熟筹调度,谋定后动,方可迅赴戎机。”看,这不是在形势发展难以预料的情况下,要做战、和两手准备的筹策吗?倒是李鸿章在“战”的一手上的准备明显疲软。光绪皇帝也不可能不掂量自己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队和武备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的7月初,他就急切追问李鸿章所统海陆军的详细情况:“究竟海军新练之兵共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李鸿章在复奏中报告:
    北洋现有镇远、定远铁甲两艘,济远、致远、靖远、轻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两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系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如战舰所配员弁,机轮、枪炮各有专司。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动,战舰过少。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镇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两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于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渐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
    再就是,从李鸿章的奏陈中也能体察出,他申说以北洋武力应战捉襟见肘的意思。甲午战争中清朝作为主力投入的北洋部队,也就亮出了一个大致的底数。这也是他从一开始就以避战求和为主导倾向的重要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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