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沈世猷找朋友、拉关系，想方设法把自己调去了国民党江防司令部，并且很快就和那里的同事混熟了。
当时，江防兵力配备情况保管在驻防在那里的国民党第七绥靖区主管参谋胡健手中。那天恰巧，胡健陪同上司视察江防，却没人给他代班。由于平日里与沈世猷关系不错，就把这事托给了沈世猷，把抽屉钥匙也交给了他。
胡参谋一走，沈世猷赶紧关门拉开抽屉，里面正是新报上来的江防地图等重要作战资料，细致且复杂，背是背不下的，抄录也很花时间，怎么办呢?沈世猷决定冒险一搏，他将江防图装进公文包，镇定自若地走出了戒备森严的江防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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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家，与妻子丁明俊一起，连夜将江防资料誊抄复制。第二天，不动声色地乘车去孝陵卫上班，将资料放回了原处，敌人毫无察觉。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部，送去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报》、《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大军解放南京做出了贡献。
南京解放初期
军统“潜京一分站”覆灭记
1949年，正是新旧政权交替的复杂时刻，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仍在继续。此时的共产党，从地下转到地上，变成了执政党;而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则在南京留下了大量的潜伏特务，新生的人民政权与之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带着最新的美式电台潜伏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在南京洪公祠召开过一次军统特务大会，这实际就是一次布置潜伏任务的大会。
保密局在南京布置了9个电台和小组，两个直属通讯员，还有部分个别潜伏的“优秀特工”。加上中统、国防宪兵司令部等特务机构的各自布置，刚解放时的南京，潜伏和滞留的敌特达到3000余人。其中，“潜京一分站”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潜京一分站”的站长，是在军统老牌特务荆有麟。1939年，荆有麟受戴笠派遣打入进步文化团体，长期以“左倾”文人身份进行特务活动，曾被蒋介石秘密表彰。
就这样，他率领保密局的5名骨干成员，携带一部最新的美式电台，潜伏在了南京的闹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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