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王政复古政变至明治初期的日本皇室改革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30 《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 张艳茹 参加讨论
从历史上看，日本皇室制度及天皇的政治、社会地位是随形势不断变化的，幕末至明治维新时期更是如此。本文尝试探析王政复古政变至明治初期维新政府涉及皇室的诸种具体改革举措，以期揭示以天皇为首的宫廷和公家政治势力在该剧变期的政治活动，以及天皇周边政治势力的更替，分析该时期天皇政治地位的变化及变化背景，从中管窥“王政复古”的实像和虚像。 天皇政治核心地位的确立 庆应3年12月9日（1868年1月3日)，倒幕派公卿联合萨、长等五藩发动王政复古政变，紧接着发布了“复古大号令”布告，宣布废除摄政、关白、幕府等，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这一布告宣告了武家掌政之权被天皇朝廷收回，新的“三职制”取代了原有的朝廷内的体制。庆应4年1月15日（1868年2月8日）相继将“王政复古”告知法、英、美等六国公使，宣布外交权已收归天皇。庆应4年闰4月21日（1868年6月11日）维新政府发布《政体书》，彻底将三职制改为太政官制。这个官制进而在明治4年7月进行了根本变革，改为太政官三院（正院、左院、右院）制。天皇亲临、亲裁、辅弼的体制渐趋完备，符合王政复古理想的天皇亲政主义的一应制度得以具体化。 在这些制度变革和调整中，天皇周边的旧公卿势力和藩主们逐渐被排除出政治核心决策层。一旦废除了摄政、关白等职，朝廷内部原来掌权的上层公家被排除在了新政府的政治核心之外，也即排除了朝廷中的公武合体派和亲幕势力。但是近世日本有严格的身份等级秩序，“复古大号令”发布时，出身中下级武士的萨、长等藩中的实力人物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是没有资格面见天皇的，围绕在天皇身边的仍然是倒幕派公卿及部分藩主。睦仁天皇即位时，他身边的倒幕派公卿主要有其外祖父中山忠能，以及岩仓具视、中御门经之、东久世通禧、三条实美等，他们通过中冈慎太郎、坂本龙马等联络协调西南倒幕强藩，是倒幕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新政府建立后，最初政令多以诏敕的形式发布，而诏敕多由上述倒幕派公卿审定，并且掌握上奏权的也是这些人。后来戊辰战争爆发，要将倒幕进行下去必须依靠萨、长等的武力及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的领导力。随着三职制到太政官制的历次改革，在政治决策中，出身各藩的政治实力人物发言权逐渐增大。到《政体书》改三职制为太政官制时，西乡隆盛等中下级武士出身者才真正进入了核心决策层。 通过对政归朝廷、天皇亲政的宣传以及大量以诏敕形式发布政令，天皇在形式上被定位为主导变革的核心，伴随体制的重构，旧体制下天皇身边的传统公卿势力逐渐被倒幕势力所替代。 迁都及大规模行幸 江户时期的天皇基本不涉及军事，也几乎不到京都以外的地区。庆应4年3月至闰4月（1868年4月至6月）的行幸大坂成为睦仁天皇行幸京都以外区域的开端，这也是宣扬天皇亲政的又一重要举措。 大坂行幸后，天皇东幸（江户）动议最终在大久保、岩仓、木户等的斡旋和推动下实现。天皇东幸途中历时22天，明治元年10月13日（1868年11月26日）抵达江户，当天江户城改称东京城，与京都作为西京相对应，缓和反对迁都的声浪。在幕藩体制下，天皇在京都、奈良等畿内地区保持着影响力，但对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则影响力很弱。东幸无疑是向幕府势力长期占据的关东地区宣布天皇权威，展示天皇政治之下的天下一统。 天皇东幸也暂时将天皇带离了旧公卿的包围。明治元年时，睦仁天皇在东京期间，他接受的教育课程和模式有所改变，加入了一些新式教育。另外，天皇得以观摩海军发炮并试乘了军舰。除此之外，天皇还在东京接见了英、法、荷兰等国公使及外交人员，这些在当时保守的京都是难以实现的。 明治元年12月（1869年1—2月），天皇还幸京都，次年3月（1869年4月）再度回到东京。同年公家、诸侯的称谓都被废止，改称华族。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华族原则上都居住在东京。进而，在岩仓的主导下，决定将京都御所的内廷移到东京皇居。到此时，迁都东京已成为既成事实。行政中心迁往东京对于日本国内一统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除迁都东京外，在明治初期，天皇还实现了多次大规模的行幸。通过这些大规模行幸，神秘的、深宫中的天皇得以到日本各地、到民众中，有力地塑造了代表国家和国民全体的天皇形象。不仅如此，迁都及行幸也扩大了天皇接触的政治人物的范围。通过天皇行幸，只允许公家及藩主拜谒天皇的传统政治空间开始坍塌。这些举措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等级身份制度下的惯例，增强了天皇和倒幕维新实力派间的依存感，也开阔了天皇的眼界，加深了其对时势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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