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尚且如此，那些“边角”又岂敢随便发声?
从江西到陕北，毛泽东在偏远的山沟里深居简出，用邵力子的话讲，是“毛先生一向不出来”。这回突然空降重庆，举世瞩目，谁不想一睹这位传奇、神秘的中共领袖的风采呀?9月1日，毛泽东去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参加茶话会，一时间人山人海，万人空巷。《中央日报》社也在黄家垭口，职工也纷纷跑出去看毛泽东。
在1945年夏秋重庆这个大火炉中，多少有点自主权的少数媒体记者，应该是最忙最累的一群人了。以《中央日报》为首的大小喉舌，对此却好像不屑一顾，把话语权拱手让给对手。
不知那大脑是进水了，还是让门挤了，反正肯定是进得不少，挤得不轻。
唯一一次大动干戈，是毛泽东将九年前写的《沁园春·雪》赠与柳亚子，在重庆引起很大反响，《中央日报》组织一批御用文人，大批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那又怎样?历史已经证明，斗智斗勇，蒋介石都不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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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忧心忡忡：“对重庆谈判的消息登得少和登得小，也不是办法。最近《新华日报》的销路是多少?我们的报纸销路是多少?这样拖下去怎么办?我们不能领导这个时代是危险的。在国际宣传上我们也搞不过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那样庞大的机构，集中了那样多人才，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就住在国际宣传处里，我们派专人和他们联络，给以交通和电讯的方便，但他们对我们的宣传总不大感兴趣，对曾家岩五十号(周恩来在重庆驻地)说的话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重庆谈判后，总结这一段的工作，胡健中说：“我们只是领导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领导这个时代。”
会谈时，毛泽东从不吸烟
毛泽东到重庆，头两天住在蒋介石的官邸山洞林园。30日，毛泽东来到城郊的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这是回家了，接见各界朋友却不方便。张治中想得周到，把自己在市内的官邸桂园腾了出来。于是，每天上午八时，毛泽东乘车从红岩村到桂园，傍晚六时左右再乘车回红岩村。
到桂园第一天，毛泽东就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
从陕北的窑洞，到重庆的官邸，毛泽东还不大适应这里的一切。身上的新衣新鞋，那顶此后好像再未戴过的盔式帽，似乎还带着黄土高原的土气。任是什么也掩饰不住的，是立于时代潮头收放自如的潇洒，是一个穷党领袖蓬勃向上的朝气、活力。
张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
毛泽东的老朋友柳亚子，称其重庆之行为“弥天大勇”。
这时距1947年6月25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发布“平字第1906号训令”“通缉”毛泽东，还有近两年时间。不知此时和后来逃离大陆的漫长岁月里，蒋介石可曾后悔、究诘，到底是人格重要，还是江山重要?
而更重要的或许还是能谈出和平吗?
首先是利益，我能得到什么，其中或多或少有宣传战的成分，捞取政治资本。当然了，你还得够档次，有坐到谈判桌前的资本、实力。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一路跑出两万五千里，跑得、追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工夫说别跑了，咱们坐下来谈谈吧，可能吗?
未出十天，蒋介石接连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共产党已经今非昔比，成为中国军政舞台上一支绝对不容小视的力量。但是，当毛泽东穿上新衣新鞋，戴上那顶好像有点不伦不类的盔式帽时，他的心情可实在不敢轻松。他不是怵去重庆打那种冠冕堂皇的嘴巴子官司。有一手风流倜傥好书法，写一手才气横溢好诗词和政论文章的毛泽东，在这方面对付蒋介石应该游刃有余。可笔杆子、嘴巴子再厉害也不行，笔杆子、嘴巴子里面出不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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