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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之际华夏民族的迁徙活动


    夏朝 中国历史上"殷革夏命",如果我们用后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来解释,是不够准确的。这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激烈的民族斗争,其结果是殷民族战胜了夏民族,之后夏民族有一次很大迁徙。 摩尔根《古代社会》讲到阿兹忒克联盟,详细地总结了印第安人对战争中的俘虏处置办法(见第六编第七章二--六页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俘虏杀掉;第二个阶段就是把俘虏献祭于他们所尊崇的神灵;第三具阶段就是把俘虏变为奴隶。用这几个条件讲夏商之际的历史,再结合甲骨文的材料,就比较容易清楚了。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已属商朝后期,其中有许多有关羌人的材料。羌人就是夏民族的后裔。甲骨文多记载"伐羌"之事。如记载祭祖乙时"伐羌十有五"(《存》1499),伐就是杀,杀十五个羌人来祭祀他的祖先。还有"今夕用三百羌"(《卜》245),白与百同,用三百羌祭祖先,甲骨文杀羌可以多至三百人。伐羌一二人以至用十五、三十等不同数目的,在甲骨文中就计算不清了。还有"断十牛,羌十人"(《甲》2124),就是用十个羌人和十头牛作为牺牲一起祭祀他们的祖先。这些羌人都是俘虏,甲骨文有许多"隻羌"的记事,可见获羌就是被俘虏的羌人。还有一部分幸运的则收容为奴隶,让他们为殷人服役,如"多羌隻鹿"(《前》4·48),或"多羌贵田"(《粹》1222)。殷人用这些羌人为田猎或种田的奴隶,贵田就是种田(贵作"?",象双手捧土壅苗之形)。此外还有"令多马羌"(《粹》1554)或"多马羌臣"(《陈》116)就是命羌人养马或监视这些养马的人(臣象眼睛,多马臣即监视养马的人,又有小耤臣就是监视耤田的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在殷商的后期,殷人对待羌人还是十分严厉的。所以说殷革夏命并不是象后来的改朝换代,而民族间生死存亡的斗争。夏民族在这次斗争之后就有一次很大的迁徒,这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记载的。
    夏代统治中国时应河南、山西南部为其统治中心。最早主要在河南夏虚,后来发展到了山西南部,就是大夏,夏代的统治时间据《竹书纪年》记载: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凡十七王。统治中国的时间很长,也留下了不少东西。一九七七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南登封告成镇一个古城堡,其遗物中的陶豆陶量都有"阳城"印记。《汉书·地理志注》:"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禹都阳城见于《世本》及《竹书纪年》,《竹书》是魏襄王二十年以前的史书,《世本》也是秦以前的书,告成镇出土陶豆陶量也是战国时遗物,可见阳城早已存在于战国以前,应是夏人世代相沿的旧称。现在我们从出土遗址遗物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人文化,阳城就是夏人旧都,陶豆陶量上阳城印记就是夏都阳城坚强的内证。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文字。旧文献中,《论语·卫灵公》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夏时就是现在的阴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春秋时代居在夏虚的晋国,还是沿用这样阴历的。当时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而晋人则以阴历正月为岁首,和周历相差两个月。古代阳城,唐朝武则天时改名为告成,城中有测影台,用土圭测影,这也是从夏代遗留下来的,汉唐以来一直存在。夏人有夏历,他们在这个地方观测日影,作为各地的标准时间,有了测影台观测日影,比观察天上星宿度数要精密准确多了,把观测日影的长短记录下来分别二至二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这是中国从夏代沿袭至今的阴阳合历。夏代的历史中无文字记载,但许多东西都通过口耳相传而保留下来,象这样的传说还是可信的。
    古代只有崇字而没有嵩字,《诗经·崧高》作崧,崇崧皆后起的形声字,《后汉书》灵帝熹平五年复崇高山以为嵩高山,《说文》嵩在新附字中,原是宋初徐铉附加的字,这也是夏代没有文字的一个例证。成汤灭夏。夏民族就从他的统治中心向外迁徙,他们并不是向一个地方迁移。原始民族经济文化结构并不严密,一个地方集中许多人,是养不活的。
    首先我们让夏民族回西北边的迁徙。这里是羌族的老家。商灭夏后,虞夏这两个联盟的部族一部分就由北边向西方迁徙。《管子·小匡》中记载齐桓公"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谿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秦当为泰之误字,泰夏就是大夏,《国语·齐语》也用了这个材料,但无秦字,就是"拘夏"。西虞就是在西边的虞国,《齐语》里作西吴,说明了虞夏两部是向北边西边迁徙的,春秋时代齐桓公接触的这一部分还在山西太行山一带。秦始皇琅邪台刻石及《吕氏春秋·古乐》记秦国的北方疆域所至说"北过大夏",《逸周书·王会解》"正北月氏",月氏就是《管子》中的禺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月氏、禺氏,禺知都是虞氏的转音。战国时月氏大夏迁到中国河套的北边了。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兴起以后,月氏、大夏继续向西边迁徙,《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上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西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敦煌祁连在甘肃西边,月氏被匈奴攻破后又征服大夏,后都于妫水。妫水即今苏联境内流入咸海的阿姆河。月氏大夏这时已西迁过了葱岭,其余没有走的就留在南山,称小月氏。南山即祁连山,《后汉书》称小月氏为"煌中月氏胡",湟水在甘肃西北边,仍在敦煌祁连间,同羌民杂居互通婚姻。《汉书·地理志》。载陇西郡有大夏县,大夏就是夏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地方。《汉书·地理志》又载安定郡有月氏道,安定郡治固原,汉代凡有蛮夷的地方才称道,言汉王朝只能从道路交通上控制这些少数民族。中国文化重伦常,同姓不婚。大夏大月氏行收继婚,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同中国文化极端不同,所以汉人就把他们当作少数民族看待了。王静安先生《观堂集林续编》有《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对虞夏民族西迁讲得很详细,我们也相信月氏、大夏是在夏朝灭亡后经过很长的时间逐渐由北边迁到西边去的。大夏最先迁到北边,留下一部份民族为匈奴祖先。《史记·匈奴传》说匈奴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妻,避居北野。"鸣条在安邑,桀之子妻其从妾,就是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死妻嫂的收继婚。过去人们都不相信这个话,现在我们看来《史记》这个话还是可以相信的。羌族原是西羌牧羊人,住在这里的民族与西边的游牧民族很接近,风俗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中国大陆的东部原来就不产马牛羊。《后汉书·东夷传》说倭(日本)"无虎豹马牛羊鹊",《隋书·流求传》说流求"尤多猪,无牛羊驴马"。流求在福建东北,水行五日而至,即今台湾。日本与台湾在上新统末期尚与大陆相连。这些岛屿上没有马牛间就说明大陆上也没有这些家畜。一九六二年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位于巴林左旗北部乌尔吉木伦河东岸山岗上的富河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甚多,未见有草原奇蹄类动物,也不见大型猛兽,犬科标本较少,未见可以肯定为家畜的。炭14测定富河文化距今为4730±年,是中国大陆东部没有马牛羊这一类的家畜,又得到地下遗迹的证明。中国之有马牛羊这些家畜是中亚输入的。中亚是马牛羊的原产地,西羌族只训畜了羊群并没有驯畜牛(如牦牛),马更是从葱岭以西逐渐输入中国的,所以称他们为西戎牧羊人。这里居民原来也是农牧兼营,有一点粗耕农业,原始民族单纯游牧经济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他们来到东方,专门掳掠农业民族,这样就把本来的一点农业丢掉了。西汉采取和亲政策,每年都要把要缯絮米蘖(酒曲)送给他们。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办好,到收获时他们就要来抢劫的。所以这种单纯的游牧经济只有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才可能存在。过去讲游牧民族都是单纯的游牧经济,这是错误的。这些民族原来从西边来都是乘两轮或四轮大车,《通典》说:"大月氏国人乘四轮,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车大小而已"。本来车子两轮子转动最方便,四个轮子只适于直线走,这只有在大草原里才适用。说明这个地方古代是欧亚的通道,用两轮大车在这里通行。两轮大车不是中国的原产物,二里头文化中没有大车的遗迹,殷虚出土遗物原始有两轮大车出现。甲骨文车作?,正象大车一辕两轭两轮之形。孔子说乘殷之辂,也说明殷代才有这样大车。《北史·高车传》说高车所乘"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汉人因其车轮高大故称之为高车。《汉书·西域传》的康居也因乘高车得名。康高双声,车居叠韵,康居就是高车二字的对音。高车、康居都是汉人给他们的名称。他们都是乘两轮大车居于森林中的丁灵。丁灵汉人又称之为狄历,或者称曰狄,六朝时康居人入居中国即以翟(狄同)为姓。他们都是高加索人种,高鼻深目。他们很早就同羌族杂居学会了作两轮大车。《考工记》说:"胡无弓车",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能作弓车,并不是无弓车。胡就是匈奴,他们在战国昌就以善作弓车著名于时。匈奴是夏后氏的后裔,是蒙古利亚人种,他们与高鼻深目的狄族长期接触后,他们也就学会了作两轮大车,可见大车并不是中国的原产物。殷代后期出土车马坑,已有轮辐至多的两轮兵车。殷民族母系始祖简狄,庆当就是居在森林中的丁灵人。丁灵就是titr的复辅音,简称为狄,所以关于二女的传说与《吕氏春秋·音初》所记有娥氏有二佚女的故事绝相似,就是同出于一个母题的分化。殷代的两轮大车就是从高车输入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