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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真相:蒋发现其通共(2)


     近些年,研究蒋介石的日记成为潮流。
     杨瀚觉得,政治人物的日记只能反映他一定程度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他全部的思想活动,特别是他的政治活动。“蒋介石一天批的公文发的电报可能有几千字,可他的日记最多是几百字,少的几十个字,这个能反映一个政治人物的整个思想状态么?”杨瀚看蒋介石日记有几个感触,蒋介石在里面有骂人记录,有打人记录,但是从来没有杀人记录。“蒋介石一生中杀的人比打的人要多得多。”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再来看“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沟通。“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给蒋介石发了电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九一九”、“九二零”、“九二一”、“九二二”的日记里只见到他骂日寇,但是他没有任何要反抗的表示。从南昌回到南京后,他一下军舰就召开会议,确定依靠国际解决东北问题。“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确定下来的。”杨瀚注意到,蒋介石从1927年的济南惨案开始,每天日记里都写两个字“雪耻”,“从1927年写到1931年,从1931年又接着往后写,一直写到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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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唯物,什么叫唯物?就是唯事实。有些事蒋介石没有档案,现在发现从‘九一九’到‘九二七’,南京政府给东北方面的回电一个都没有。这个怎么解释?”国土遭遇外敌侵略,作为中央政府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这很不正常,杨瀚判断“蒋介石别的档案都那么齐,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几天没有东西,已经说明了问题。”
     杨判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失去了军事供应系统与财政供应系统——这促成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杨瀚称,关键时刻张的部队没有军饷,作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专门给他调钱解决燃眉之急。
     同时,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事中不断失利,使得张在南京政府的地位受到了负面影响。“国民党开五全大会的时候,张的两个师刚刚被消灭,张学良到南京,很受奚落”——这更促成了张杨的走近。
     历史的混乱
     “在历史夹缝中,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竟然做成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杨瀚如此评价祖父杨虎城。与习惯自己思考的张学良不同,当年杨虎城会与他的机要秘书讲心里话,而且有时候听他们的意见。
     善于决策又敢于决策的杨虎城最终带出来一支强悍的西北军,“他当时两个军,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冯静斋的九十七军,这两支部队西安事变以后就分化了。冯投靠蒋介石,孙蔚如的部队被缩编为第四集团军,但抗日的时候,这两支部队都打得非常好。”
     西安事变前,杨控制着西安城。
     但是张学良始终犹豫不决——这符合他的性格。在此之前,中共已经与张建立了关系,1936年以后双方构建了一段蜜月期,中共人员频繁往来于西安与延安之间,“张学良见了共产党之后,态度也就更积极了,跟杨达成了更大的共识。原来杨一直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共同抗日。”有一天张问杨怎么抗?张一直讲他要劝蒋抗日,然后杨说你根本不可能劝动他。
     事实上张杨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在杨瀚看来,“张学良只是对抗日这个问题上和杨虎城有一个共同点,但是对社会的认识跟杨相差甚远。”
     这个时候两广事变发生。1936年广西、广东派人来找杨虎城和张学良,要联合起来反对南京政府,共同抗日。当时张学良和两广达成一个协议,两广起兵以后他们也起兵,他们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出陇海、出潼关,切断陇海线和平汉线。
     但是问题出来了——“蒋介石特别聪明,他通过召开五届二中全会的形式,把各地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全部调到南京,开会的同时,集中力量,又动兵又动钱,解决了两广事变”。
     杨瀚的说法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杨虎城并不赞同张学良去南京开会,“张学良非要去”,在几个月的会议时间里,在西安焦急等待的杨虎城没能收到张学良的反馈,直到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张学良返回西安。
     此后,蒋介石来到西安督促张学良“剿匪”,杨瀚说,这让杨虎城觉得有了很好的机会“逼到最后关头,因为他不做(抓蒋)的话杨虎城自己干,因为杨说让蒋介石不能再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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