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杨广为何早不非礼、晚不非礼，偏偏要在皇帝病重、人心不安、朝野瞩目的特殊时刻，去非礼这个夺嫡时的政治盟友陈夫人呢?退一步说，即便杨广真的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可这个陈氏既然敢在隋文帝还独掌大权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帮助杨广夺嫡，却为何在皇帝已经病危、大权其实已落入杨广手中的时候，反而拒绝杨广的示爱、拒绝自己后半生的政治靠山和荣华富贵呢?再退一步说，即便陈氏是一个可以出卖一切但就是不能出卖肉体的“贞节主义者”，即便她拒绝了杨广，但也绝对不可能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原因很简单：万一杨广因她的指控而被皇帝拿下，杨广难道不会出于报复心理而把他们当年通贿夺嫡的丑闻全部捅出来、从而把陈氏也拉下水吗?像陈氏这么一个历经两朝、成功地周旋于皇帝、皇后和藩王之间的绝顶聪明的政治女性，会愚蠢到不知道把非礼之事告诉皇帝将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
答案是：陈氏不可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隋书》在“香艳版”故事中对陈氏的前后记载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
第三：张冠李戴。
关于杨广的这个“香艳版”篡位故事为何会如此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最早“创作”出这个故事的人其实是隋末唐初一个名叫赵毅的人，《隋书》的记载正是直接取材于赵毅所着的野史——《大业略记》。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其实并不可靠，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杂谈、轶闻和传说。众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对“暴君”杨广可谓恨之入骨，所以赵毅很可能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于批判杨广的考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出了这个故事。而《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作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
可就在他们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业略记》中的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惟陈、蔡而已。帝(杨广)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杨广)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很显然，在赵毅的记载中，杨广非礼的对象是隋文帝的另一个宠妃：蔡氏，而不是《隋书》所说的陈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呢?这难道仅仅是《隋书》编撰者们一时疏漏导致的笔误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测。也就是说，《隋书》编撰者很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蔡氏与杨广历来毫无瓜葛，如果说她突然被杨广非礼，恐怕看上去会显得突兀，难以取信于人，还不如把蔡氏改成一直与杨广暗中通贿(很可能还暗中通奸)的陈氏，这样看上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还可以借此揭示杨广大奸大恶的一贯性和长期性。可《隋书》编撰者却没有顾及到，把蔡氏偷梁换柱地改成陈氏，反而暴露出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个更大的逻辑漏洞。
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我们的推测，《隋书》为何如此“张冠李戴”的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隋书》中这个“香艳版”的篡位故事，纯粹是在野史的基础上加工处理的结果。也许正因为取材于野史，所以《隋书》编撰者才不敢贸然把赵毅在“非礼事件”之后极力描述的那个“进毒药”致“高祖暴崩”的情节收进官史。因为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杨广弑父”的情节，所以魏徵等人只能在《隋书》中采取暗示手法。
假使大唐的开国君臣早已掌握了“杨广弑父”的证据，那他们肯定会在起兵推翻隋朝的时候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怎么可能把这个攻击隋炀帝的有力武器一直藏着掖着，直到时过境迁之后才在修撰《隋书》的时候语焉不详地进行暗示呢?
关于杨广的“妖魔化”故事就这么在历史的记载中流传了下来。千百年来杨广在无数世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形象。这个既可怖又丑陋的杨广几乎成了乱臣贼子、凶悖之徒、暴君、独夫的代名词。
不过公元604年的杨广当然意识不到这一切。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杨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大隋帝国的皇帝宝座。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俯视着这片美丽的江山和匍匐在他脚下的万千子民。他仿佛看见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壮志、激情和梦想正源源不断地喷薄而出，化成一片彪炳日月、照耀千古的煌煌帝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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