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此期间，紧紧追随孙中山，参预与苏俄军事合作问题的研讨，在日记中有好几处“商议赴苏考察事宜”记载。孙中山拟定的“西北军事计划”原则方案是：背靠苏俄，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和训练军事力量，从蒙古南部向北京发动进攻。
7月25日，蒋介石从家乡来到上海，紧张地展开了出访的各项准备工作。8月5日，他秉承孙中山旨意，与马林和汪精卫、张继等人商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诸事项。
经研究，确定蒋介石任团长，成员为：沈定一(浙江萧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长。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早期党员，不久脱党);张太雷(江苏常州人，中共党员。1921年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处中国科书记，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邵元冲(浙江绍兴人，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受孙中山之命，考察国民党海外组织，时为孙中山派驻欧洲的非正式代表，正在英国);王登云(陕西醴泉人，长期留学英国，曾任旧金山华文报纸主笔)为代表团英文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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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致函列宁(В.И.Ленин)、托洛茨基(Л.Д.Tpoцkий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契切林(Г.В.Чичерин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和致电加拉罕(时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均称蒋介石是“我的总参谋长和最可信赖的代表”，他“已被授予全权”，“可以用我的名义进行工作”。
蒋介石对此次受命赴苏，更是抱有极大热情和希望，他不仅认为能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将“以期根本解决此国是耳”，而且“为个人计，则亦甚得也”。
拟定《中国革命的新前途》
蒋介石一行于8月16日从上海启程，8月25日经满洲里进入苏境，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们很快就开始紧张的工作。9月5日，往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谈到孙中山希望早日支付第一批援款，当即得到满意答复。7日，与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Я.Э.Рудзтак)会见两个多小时，听取苏俄革命经验和俄共(布)政策的介绍。
9月9日下午，蒋介石一行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见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Э.М.Cкляекий)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商谈此行最重要的任务———“西北军事计划”落实问题。
蒋介石向他们讲述了中国形势和革命的现状，南方与北方的兵力配备情况，在南方进行军事斗争的种种困难，以及准备将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靠近库伦以南，按苏俄红军模式，建立一支军队的设想。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十分重视，要求将“西北军事计划”写成书面文字，详细说明作战和兵力部署、未来战区政情等细节。
回到住所后，蒋介石即集中精力起草，于9月15日初成“代表团意见书”，接着又反复修改，并在代表团内进行研讨。这时，在中国任职期满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来到莫斯科，蒋介石与马林进行了几次座谈，听取了他的修改意见。“意见书”前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修改，直至10月12日才最后定稿，共八千二百余字，以《中国革命的新前途》为题，蒋介石于13日亲自送交苏方。
蒋介石和代表团在“意见书”中，把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加以具体化。“意见书”提出：在靠近苏俄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的适当地点，建成革命军队与中国军阀和外国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希望苏俄能同意以库伦(今乌兰巴托)为进攻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如苏俄只同意一个地点，则以库伦为最终选择。
在以库伦为中心的基地，进行为期两年的各种军事准备，包括建立军事学校，训练军官，招募士兵，组织军队，选拔配备宣传人员，以及军需供应等;自1925年11月起进入军事行动阶段，向南调动部队至蒙古南部靠近绥远、察哈尔地方，第一目标是进军北京;然后次第占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进而统一全中国。“意见书”估计需要建立三个混成旅，约一万八千至三万人，因此所需武器为一万五千至二万四千支来福枪，五十四至一○八挺机关枪，十二至十八尊大炮，一千五百至三千匹骡马，五十至三百辆汽车。“意见书”认为届时内蒙古将有五万名志愿军与我们汇合共同进攻北京。“意见书”最后部分还提出了宣传工作方面的计划。
“意见书”遇冷
“意见书”送出后，几近一个月没有一点音信和答复，这使蒋介石和代表团成员都很焦念。尽管苏俄方面为代表团安排了相当丰富的参观访问活动，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参观考察红军各兵种学校及军队、舰队，还至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阅兵典礼等重要活动，但蒋介石始终心绪不宁，忐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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