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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耕]规矩、示能和氛围:民居建筑遗产塑造社会的三个机制(3)


    庄寨的空间单元虽然密集,同时又有很多公共性的物理空间,例如厅堂。这又会产生公共卫生清洁维护之需要。这类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据老人回忆,女性在过年时会一起用清水清洗各处墙壁。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公共房屋的清洁劳动分配,贯穿了宗族公共事务秉持的原则——以“房”和“家庭”为基本单元的轮值制。即每个房派每年轮流做公共卫生、点灯,当年对应的公田收入归该房每房内部;各个房内部的每个家庭再按照月份轮值。家族内部轮值的分工合作体系,在解放后大规模解体。解放后公共领域不再有规矩明确的分工合作,只是住大厅附近的人要多做些大厅卫生。在公共空间的卫生这个空间与人的交接点上,清洁作为建构性的实践,既是宗族按照房支与家庭排布、平均主义的社会运转逻辑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公共空间对居住者的客观要求,二者缺一不可,以往的研究路径可能更倾向于强调前者。此处想强调,是公共空间以及密集排布的比邻而居的空间格局参与制作了这套运转体系的存在,单纯只有宗族的社会体制,并不能必然得出轮流做公共卫生的具体实践。
    在传统礼制社会当中,空间呈现总是伴随着隔离的体制。惯常的解读是,空间反映了权力格局。其实,空间的物理格局会“放大”、在身体上“摹写”社会原本就有的、性别、辈分上的伦常规矩,让这些规矩深入到身体发肤,深入到思维图示里去。口述历史的工作让我们发现,隔离制深植在老人的回忆里,这体现在,当应采访人的请求,回忆庄寨生活时,多位老人最经常主动提起的,就是性别隔离规矩:解放前女的不能在大厅走,东西不能放大厅,不能在厅堂里梳头,也不能随意见外面客人,诸如此类。甚至衣物在公共空间中的出现,也有性别的规约。
    答:像我们女的都是放脚盆洗,拿去溪边洗,男的衣服都是装篮子里,女的都是手拿着。晒衣服还是有区别的,男的衣服都是放竹竿上晒,女的都是在下面架个小竹条,弄个绳子晒,楼上是从来不能晒的。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都说我们女人的衣服(晒在外面)会丢脸。(12)
    在公开空间、仪式空间等具有展示性质的场合下,女性要自觉避免被置于凝视之下。女性在空间中的身体位置,锚定了女性行动的边界,也在老人的记忆中留下了刻痕。而且边界并不以身体的游走为限制,它会扩展到作为身体附属的衣服,以及衣服在空间中的呈现上。以往传统的房屋研究,常强调宗族、性别等礼制体现在了房屋空间的布局上。而就像白馥兰提醒我们的那样,房屋布局和空间配置,其实也在“训练”着人们对礼法的认知和默会于心。空间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背景或布景,它更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行动者角色。居住空间是一套模板,使得人们在每日的洒扫尘除中,重复性的去感知规矩,操练礼制,让可为/不可为的命令反复地在身体发肤上得以刻写并灌注到观念中。老人在提及庄寨生活经验时,不约而同的都提及性别隔离,说明这套空间排布在他们的认知里,已经是空间生活经验里最显著最核心的一个历史事实,这种事实又与今天讲究平等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而性别隔离之所以能够浸入到记忆的核心位置,是因为它和空间使用习惯连带在一起,不管白天黑夜、不分春夏秋冬,每时每刻都在框定着人们的行为举止。这也是为什么哈布瓦赫在论述集体记忆时,认定它具有物质性和象征的双重属性。(13)康纳顿认为身体通过内化(incorporating)实践的重复,形成无意识的记忆,并且通过刻写(inscribing)实践,将身体行为的时间性转化为媒介符号的空间性。(14)受访老人关于性别隔离的日常生活实践就是一个内化实践的注脚。而受访老人在跟笔者讲述这些规矩的时候,就是将身体记忆铭刻到口述史这样的媒介符号的过程。
    又比如,庄寨各个房间的排布原则一般为:正厅为礼仪空间,长房获得正厅附近位置最尊贵的厢房,长房以及长孙要多分一间房屋,各个房派的房屋数目均衡、区位插花分配。这个原则,分明都在提醒人们,长房为尊、同时在利益分配上强调诸子均分的汉人宗族分配等级秩序。不需要明确宣布什么道理,这种空间分布就在“宣示”着在区隔与一体化上的规矩。而宣教在集体尺度上的效果,能在多地修建的新式民居中得到印证。当代新民居因为用地面积等限制,很多还是保持着几个兄弟共同修建居住的模式。(15)如果说庄寨的建筑语言有一套固定的图示,那么最核心的图示部分包括正厅居于住宅的核心地位,各个房或核心家庭穿插平均分配其余房间。在稍微具有规模的新民居中,无论建筑材料多么新,修筑的时间多么晚近,这两个原则都有明确的体现。以永泰的黄姓新居为例,首先在整体结构上,整栋大楼和庄寨采取类似的平面轮廓,四面围合,中间有天井和大厅,大厅上面不住人。一层厨房的分配按照最长辈分的兄弟分为四家。一层单间也是根据辈分、按照老房子的布局来分,其余楼层的套件则抓阄。从上述布局来看,多个堂兄弟携自己核心家庭共居,从长辈分家开始分爨,但故意安排了各个核心家庭的房间彼此交错杂居,以增加互动,这都是庄寨原有空间布局原则的延续。空间的惯性联动着身体的惯习在新的空间实践上得以延续。
    空间的示能
    空间除了对人类行为进行规训之外,空间现状还会对人的行为进行引导,人们的行为并不单纯来自社会文化的塑造,也源自对空间的适应、对空间特征的利用。换句话说,空间不但在规范性上塑造人,也在因势利导的意义上调教人,用示意性的、非强制性的方式来引起主体能量的调动与发挥效用,此即所谓空间的“示能”。
    在庄寨里,紧凑居住作为最为突出的空间状况,不仅仅有配套的行为规范,还会催生相应的社会反应。例如,邻里亲眷发生纠纷时,因居住密集,共享过道、厨房等各类功能空间,争执很容易被听见,自然会有兄长或有威望的人来调解。人们对彼此生活的介入程度因为这种密集居住变得非常之高。又如,各家厨房挨在一起,厨房处在日常视野范围内,强化了邻里亲友之间彼此关照、守望相助的关系。老人回忆说,“谁家煮饭吃差的,要悄悄的,而谁家做好吃的都会分享。”“人们眼看别人家没米就会赠与对方。”这种行为垂范除了宗族亲缘关系的影响之外,也受空间排布的催动。如果不是厨房集中,谁家吃什么,谁能看的到呢?
    除了社会行为,人们对庄寨本身的空间使用行为,也在空间提供的条件许可下才会发生。例如还是回到庄寨基本的物理特征即房间稠密,这种示能导致的结果是,在59年、60年人民公社大食堂时期,很多庄寨成为天然的“大食堂”。例如在“爱荆庄”庄寨,据老人称当时有300人从周围重新搬入。当大密度的房屋在,人们自然会把公社大食堂的“共爨”带回到这种可以实现共同伙食的居住空间中来。宗族伙居和集体伙居都共享着同一个锅里吃饭的集体凝聚要义,只不过从血缘单位变换为地缘政治单位。当个体命运要被再次编织进牢固的人群集合时,不管是集体化,还是再到几十年后的遗产热,庄寨总会再次复活。此外,在历史维度上,每当有群众集会活动,庄寨都自然而然的成为第一选择。
    大食堂的案例也说明,空间的示能对人直接施加力量,突出反应在功能性对人类行为的定向诱导。例如厅堂因为开敞的空间和中心性的位置,一直保持着功能的恒定,从古到今都在发挥公共仪式和议事地点的功能。这种功能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庄寨自身没有被彻底拆除,因为厅堂不但是公产,也是红白喜事的操办之地。一个厅堂一般一年只能举办一次婚礼。“理由是整座住宅当中只有厅才具有住宅坐址带来的风水力量和祖宗的庇佑,相当于最聚气的核心,每年头一次在大厅里举办婚礼的那对新人,才能够得到这份庇佑以及建筑带来的风水,然而如果再在同一个大厅里举办婚礼的话,祖宗和风水的庇佑都被前一对新人‘得去了’,不够‘吉利’。”(16)风水是中国文化背景设定下的示能在字面层次上最唾手可及的例子。当厅堂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自然知道怎么去利用这个祖先遗留的仪式空间,甚至要去争取空间“示意”的“势”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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