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人类学视角中的上海“士绅化”实践：集体记忆、空间重构和地方归属感(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19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 潘天舒 参加讨论
笔者的童年是在黄浦区的一个住房类型混杂，与卢湾区北部一街之隔的社区(位于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处) 度过的。然而多年来笔者从不记得街坊邻里提起过在本市东南部有一个叫湾桥的地方。在与街道和居委会的朋友谈起自己竟然对湾桥这一近在咫尺的实实在在的社区如此无知而感到羞愧时，他们却十分大度地告诉本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用他们的话来说，湾桥不过是“卢湾的下只角而已”。言下之意，没有人会在乎下只角的存在，尤其湾桥这个下只角还有“卢湾的西伯利亚”这一别号。在田野研究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湾桥的“下只角”地位，因为一些附加的历史因素而变得更加独特。首先，1949年前兴盛的当地殡葬业，是数代居民坚信的败坏本地风水的重要根源。1937年日军空袭上海之后，成千上万的无主尸体未经丧葬仪式，便掩埋在湾桥，填平了众多臭水沟，也进一步污染了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在解放战争期间，湾桥的某些传说中的“鬼魂”出没之地，成了国民党残兵、流寇和因土地改革而逃亡来此的地主的歇息场所。这段当地老居民觉得难以启齿并希冀尘封忘却的历史，却又在20世纪90年代大兴土木的基建和住房改造高潮中破土而出，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有些建造摩天办公楼和高层住宅的工地，挖土机掘地数尺之后，工人们便会惊恐地会看到遗骸和尸骨。这些不经意的发现，又会勾起老一代人的记忆。难以考证的琐碎叙述，经过街坊内外的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醋，变成一种“历史事实”，成为工地附近的居民寝食不香的缘由。 1949年前的湾桥，乱草丛中，死水潭旁，处处蚊蝇滋生。据老居民回忆，夜出无街灯，受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打劫乃是家常便饭。白天外出常会看到弃婴和饥寒交迫流落街头的乞丐，甚至还有破草席包裹的冻死骨。一位已退休多年的街道干部告诉笔者，湾桥在1950年之前本是一片藏垢纳污之地，连一所学校也没有。与北部“上只角”的居民区相比，湾桥无疑是被历史遗忘之地。在区政府派往湾桥工作的干部眼中，湾桥与该区北部的反差巨大，缺乏文化、历史和传统，简直就是他们的“伤心岛”。 有意思的是，就地理位置而言，湾桥与市内地处边缘的“下只角”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是湾桥距其北部“上只角”街区的步行时间不过十来分钟，离众多历史地标也仅一箭之遥。湾桥之北是中共一大会址和在此附近的“新天地”高档娱乐区。湾桥之南则是被称作中国工人阶级摇篮的江南造船厂(原江南制造局)。湾桥之东是豫园城隍庙旅游景区，由湾桥向西行二十分钟，便是远近闻名的徐家汇地区。在湾桥北部的“上只角”，由于上海怀旧文化产业和政府历史建筑保护措施的作用，租界时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修葺一新。老洋房、老公寓楼和里弄石库门等，或整旧如新，或整新如旧。建筑文化的再次发明似乎在暗示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该区法租界的昔日风采。而位于南部的湾桥却相形失色，“下只角”的阴影挥之不去。已成为交通干道的徐家汇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上/下只角”的分界线。 直到20世纪末，你如果从卢湾北部向南往湾桥方向走去，不难发现你视线中房屋建筑风格会“移步换景”，从夹在后现代风格摩天大楼之间的欧式洋楼，到传统的石库门排楼以及式样统一的新村楼房。到了湾桥，你会看到老工房，低矮的本地老房和尚未拆迁的棚户内为拓展生活空间“违章搭建”的小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还处在城建规划馆的模型展示盘的发展阶段，你在湾桥所看到的是新旧交替的真实生活图景。 在1995年成为文明社区之前，湾桥从未被外界重视。在厚达两百多页的区志中，占地三平方公里，拥有八十多万常住户口居民的湾桥，只有区区两三页的介绍。在眼界甚高的地方官员眼中，本区的亮点从来就应该是其北部文化气息浓厚的“上只角”，而决不是相形见绌的湾桥。难怪在2000年夏天当笔者将刚完成的一份涉及湾桥1949年前历史的田野报告面呈一位街道干部时，他颇不以为然地说道，过去的事情有什么好研究的，而且这么小一块地方也值得大书特书吗? 显然新一代的街道和局委干部，似乎没有那种怀旧情绪，他们的着眼点是社区的现状和未来，而湾桥作为“下只角”的过去，只是一个可以甩去的历史包袱而已。 出于现实的考虑，街道的干部朋友们对湾桥社区在1949年前历史的兴趣永远停留在茶余饭后的议论，但笔者对于湾桥地方性知识的进一步探求，也许冒犯了那种人类学家所说的充溢着“文化亲密度”的集体空间。笔者在随后的几次访问中得知，有关湾桥过去的讯息(尤其是有关风水的说法)，如果被好事者大肆渲染，会间接地损害到地方发展的经济利益。比如说，位于大路两侧的硬件和设施相似的新建住宅区，由于一个接近“下只角”，另一个则属于原租界的南侧，两者间每平米的房价可相差近一千元人民币。其中来自港澳台的风水先生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湾桥的历史对于房价的高低起了市场之外的“调节”作用。与城内其他原“下只角”地段的街道和居委会干部一样，湾桥的地方官们竭尽全力，通过积极参与文明社区和其他社区发展活动吸引传媒的注意力，以改变人们对社区的刻板印象。从20世纪50年代到21 世纪初，每一届的街道领导都倾注无数汗水，试图在这白纸一张的“下只角”中，描绘出美妙的图画。他们意识到存在于湾桥历史记忆的潜在力量，并未随着时间而消逝。而他们的努力方向，恰恰是要使这种集体记忆转化成社区“士绅化”的驱动力。 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使上海走向从制造业逐渐发展成以服务和金融业的面向高科技未来的国际大都市的轨道。这一城市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卢湾北部(“上只角”)和南部(“下只角”)的“士绅化”过程。在北部，保存完好的租界时期的洋房和傲然屹立的摩天楼宇，似乎预示着新一代城市的主人在努力恢复昔日东方巴黎和亚洲商业中心地位的决心。在这里上班的白领们充满自信和活力，体验着其父辈所梦想不到的职业人生。而与此同时，南部的湾桥却在目睹国有企业重组关闭、职工分流和下岗的尴尬场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展现在卢湾的这种反差极大的南北生活方式，似乎又拉大了上下角之间的距离。 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湾桥的众多工厂关门大吉之后，房地产开发商在厂房拆除后的土地上建造起了高级住宅小区。在新生代街道领导的眼里，迁入这些小区的居民大都有相当高的教育程度和专业背景，能极大地提高街道的人口素质，是湾桥保持其文明社区光荣称号的重要保证。于是，湾桥的新建小区，开始代替工人新村，成为街道社区发展项目试点和推广的主要对象。尽管迁入高档小区的居民对湾桥社区毫无感觉，他们却成为街道干部在参加市级文明社区评比中的取胜关键。由于新建小区的“软硬件”设施较湾桥的普通新村更为完善，街道将其视作向外界展示其促进社区发展的示范点。结果，还未完全认同湾桥社区的新居民，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居委会选举和业委会组建的生力军，在媒体中曝光率极高。而在多数传统新村中的老居民却在社区日渐“士绅化”之际，成为的陪衬“边缘人”。而正在城区之内蓬勃兴起的“上海怀旧”产业，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在城市生活中的服务对象而言，还是以重现“上只角”当年风貌，迎合当今时尚潮流为主要特色。对于同属一区但地处湾桥“下只角”的平民百姓来说，其意义实在有限。 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的湾桥文明社区建设，似乎又再次印证了地方归属感和集体共享记忆的珍贵价值。日新月异的时空变幻图景，通常会使管理者忽视社区邻里内部原有的人情和伦理资源对城市凝聚力、城市治理的公共文化意义和实际价值，而无形的社区内道德传统力量一旦流失，则需要有形的公共资源来弥补，被割裂的社区网络也平添了公共的治理成本。湾桥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仅一箭之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世博会举办期间所占据的展示社区文明舞台的重要性。在增强邻里功能、追求管理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新一代的街道干部在实践中尝试降低日常行政运营的间接成本，同时积极迎应士绅化的趋势，适时营造对社区成员产生影响的公共文化氛围。而这种公共文化氛围是以自发的和受到激励油然而生的志愿精神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社区内原有的各种关系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和责任感以及对行为规范和道德伦理的认同和行动上的默契，也为志愿精神的培育和发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充沛的能量。熟悉的乡音、对于小区里弄新村内一草一木的共同记忆以及源自孩童时代的同窗友情，也会使志愿精神得以延续和拓展。 四、结语 本文以沪人皆知的“上/下只角”空间二元论入手，论述特定社会语境中历史记忆对“上/下只角”这些想象社区的空间重构的作用。城市人类学者所强调的将个人与集体记忆与权力结构和特定地方相连的研究手段，有助于我们观察、了解、体会和分析具有新上海特色的“士绅化”进程及其城市中心社区发展的推动和限制作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 摧枯拉朽般的造城运动，实际并未造成人们地方感的消失，相反，这种地方感会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剧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成为城市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