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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还是宿命?二战中死得最冤枉的十大部队(3)


     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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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忐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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