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触即发”：惊恐的城市
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就像时任市长席楚霖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
上午9点左右，由衡阳上行的火车宣布停开。几乎同一时候，蒋介石限一小时到达的密令到达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时任湖南省会警察局机要秘书吴世佶回忆，11月12日下午17点以前，“长沙市区并没有撤退和准备撤退的迹象，不过山雨欲来的传说和谣言时有所闻”。吴世佶记得那时候，他正和时任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一起吃晚饭，文重孚当时忧虑的不是战局的恶化，而是出现了与其职责相关的警察大批逃亡，“值班警察逃亡后，就加派一班人去执勤，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加派一班人去追，连追的人也跑了，约计已经陆续跑了好几百人”。文重孚两天前已经派人将家属送回益阳原籍，自己搬到警察局住宿，随身的一个小被包里，“仅有一条白布统被，一条白被单，一床羊毛毯和一个小枕头，此外再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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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况的节节失利，将原本是抗战大后方的长沙推到了抗战第一线。席楚霖在两个多月前的8月25日匆忙就职，他回忆，就在上任前一周，8月17日，“日军18架飞机第七次轰炸长沙，投弹100余枚，被炸20余处，伤亡800余人”，“前方又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形势更为紧张”。11月1日，湖南省市政府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政府迁往沅陵，市政府迁往邵阳。“仅有的交通工具被各机关占据，车站码头混乱极了，因争夺一个座位而相互斗殴，造成流血事件经常有之”。
从11月初开始的疏散，周立波在《三至长沙》中甚至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因为武汉会战失利之后，难民和伤兵源源不断地涌入，加上武汉的机关、工厂的迁移，长沙人口已经由30万骤增至50多万。如此庞大的人群转移，对于当时长沙铁路、公路、航运等所有可能的运力而言，是一次残酷而严峻的考验。时任军委会武汉行营警卫第二分队队副陈正描述，他11月9日上午8时率领所属乘汽车离开南岳前往长沙，平时从南岳到长沙最多不过两个多小时，可是这一次，他们花了将近12个小时，直到下午19时许才到达。因为“从长沙疏散出来的难民络绎不绝，路上非常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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