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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泰坦尼克号真相:逃生几率取决于船舱等级(2)


     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问负责救生艇的船员,他可否陪同正怀着身孕的妻子马德琳上艇,那个船员说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后,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回到甲板,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轮船沉没,船上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大西洋中。阿斯德当时已有资产8700多万美元,加上他那些发明专利,身价达1亿美元以上,是“泰坦尼克”号上唯一的亿万富翁,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富的人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船员中也有很多真正的英雄。二副赫伯特·莱托勒曾遭遇过沉船和飓风,但均平安脱险。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时,莱托勒脱离了观察岗位,但他随后成为了最积极帮助妇女儿童登上救生艇的船员。他知道,即使所有的救生艇全部塞满人,大概也只能承载船上一半的乘客。最后,有人劝他上救生艇,他坚定地回答说:“绝对不行。”为了整理最后一艘救生艇,莱托勒被大浪卷走。但随后一个引擎发生爆炸,将莱托勒带回到了海面,他抓住了一艘倾覆的救生艇,有30个人和他一样正绝望地抓着这最后一根稻草。莱托勒侥幸熬过了冰水带来的体温过低的危机,他成为最后获救的一批幸存者之一。
     逃生几率取决于船舱等级
     “泰坦尼克”号上“妇女儿童优先”的逃生口号并非是虚构,但是,逃生的几率主要取决于乘客当时所在的船舱等级。
     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他的《社会学》一书中这样写道:“……不幸的是救生船不够。尽管很多人(超过1500人)遇难,但乘客注意遵守‘优先救助妇女儿童’的社会规范”,使得英国公众和政府面对这一巨大灾难,“可以找到一些安慰”统计数据表明,“乘客中69%的妇女和儿童活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
     这是“泰坦尼克”号奉献给世界的一条活生生的文明守则。
     但波普诺接下来揭示的数据却十分残酷,他继续写道:“我们发现,三等舱中的乘客只有26%生还,与此相应的是,二等舱乘客的生还率是44%,头等舱是60%。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轮船的头等舱主要由有钱人住着,二等舱乘客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三等舱(以及更低等)主要是由去美国的贫穷移民乘坐。”
     这是人类社会更为强悍的另一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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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波普诺毫不客气地修改了曾使英国人颇感“安慰”的“社会规范”:“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永不沉没”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海上
     在1912年“泰坦尼克”号纪念集会上,白星公司对媒体表示:没有所谓的“海上规则”要求男人们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他们那么做了只能说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照,这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
     三类不同舱位的幸存几率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泰坦尼克”号和别的客轮一样,将存放救生艇的区域安排在了头等舱和二等舱附近,以降低富人和中产阶级乘客对航海风险的担心,当时所有的轮船都是这样设计的。
     其二,下水逃生的安排也保持了这个相同的逻辑,即头等舱、二等舱优先,而不是后来盛传的“妇女儿童优先”。
     就儿童而论,一、二等舱共有儿童32人,只有一人死亡;三等舱的儿童有75人,死亡55人,毋庸讳言,作为社会等级标志的舱位成了生命的筹码。
     一、二等舱乘客中的遇难者有很多要么是盲目相信“泰坦尼克”号是“不沉之船”,要么是在等待家人时错过了逃生的机会,而幸存下来的三等舱乘客,大多数是在跳入水中之后才搭上救生艇。
     幸存者之一、丹麦女乘客卡拉·简森事后写道,在幸存者被转移到“卡帕西亚”号上之后,船上开始弥漫起悲伤的气氛。
     幸存者们意识到了在自己家庭中,有人已经永远地葬身海底。妇女们“有些人坐在甲板上,盯着天空发呆……有些人走来走去哭喊着男人的名字,还有些人躺下来默默哭泣。另一些人无法承受这一事实,我们好几次看到有人的尸体被裹上帆布,放到海中。”
     《新闻周刊》在报道的最后写道,号称“永不沉没”却终究倾覆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泰坦尼克”号身上,在金融世界里也一样会出现,比如雷曼兄弟公司就撞上了冰山。
     再好的系统,再多的钱,再聪明的工程师,再可靠的设计也不起作用,世界上没有“完美”这样东西,因为驾驶者正以鲁莽的速度驾驶大船前进。在驶向未知的深海之前,我们应该自问一下,船上是否为三等舱的乘客准备了足够的救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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