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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骗局:隋朝提前备下了一百年的粮(4)


     据《旧唐书》记载,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一番而去。突厥的袭击,使李渊、李世民父子意识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如果不与突厥搞好关系,自己刚刚形成的势力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为了消除突厥的威胁,李渊、李世民父子与心腹刘文静商议,由唐公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一份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
     刘文静到达突厥时,始毕可汗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回答:“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听了大喜,立即派遣大将康鞘利率领二千骑兵,随刘文静前往太原,又献上马千匹表示友好。刘文静这次出使突厥,秉承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意图,抓住了突厥始毕可汗贪财图利的弱点,许诺攻下京师长安后所有财帛金宝归其所有,正中始毕可汗下怀。这件史实,唐代历史学家杜佑在他的《通典》中也有所记载:“(突厥)又更强盛……。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打通了突厥这一关,向突厥称臣纳贡,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消除后顾之忧,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赏赐”这词用得很妙,下级给上级应为进贡,上级给下级才为赏赐。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虽然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优容”,实际上是由于实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满足对方的贪欲,对突厥的各种无理要求不敢有违抗。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能举行的隆重礼节,而李渊、李世民父子认识到由于唐朝在实力上与突厥相比仍处于下风,与其他集团争夺天下的局面还没有结束,所以只能稳住突厥,强忍怒气,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
     唐朝统一全国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之际,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掳掠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表示臣服,才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
     李世民即位后,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注重经济发展,增强军事实力,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年)以后,唐朝对突厥的臣服终于有了改变。此时,唐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兵源极广,士兵人数也大幅度攀升;相反,突厥的实力却逐渐下降,一些属国纷纷起来反抗,突厥上层统治者中间又出现分裂,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唐朝的变化。从617年到629年的这12年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解决突厥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突厥问题而咬牙切齿。时机,时机,他在等待时机。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在综合分析当前形势,做好充分军事准备后,认为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出兵突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彻底消除自己心中隐忍了12年的阴影,彻底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的历史,命李靖率领唐军主动出击突厥,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仅以善于知人用人,勇于纳谏改过,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而名垂后世,同时他为统一全国及时调整与突厥关系的大局意识和他12年来不惜向胡狄之国称臣纳贡的忍耐能力,也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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