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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船长是否被土著当作过神明的争论对人类学理论的启示


    库克船长 有种说法认为,当年库克船长登陆夏威夷群岛的时候,曾经被当地的土著人当作他们的神明。20世纪9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与加纳纳什·奥比耶斯科尔展开了一场学术争鸣,前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存在的,后者则反对这种说法。本文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涉及人类学核心问题,对探讨人类学理论很有启发。 交锋的由来
    1987年,萨林斯在一次讲座中断言:库克到达夏威夷时,当地土著人相信他就是他们的神——罗诺。1992年,奥比耶斯科尔出版《库克船长崇拜:欧洲人在太平洋上的神话制造》一书,对萨林斯的看法提出反驳,认为土著人对库克的崇拜不过是欧洲人编造出来的神话而已。1995年,萨林斯出版《“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做出回应,认为:“奥比耶斯科尔以夏威夷人正像斯里兰卡人一样的‘土著’立场,把夏威夷人变成市侩气的现实主义者;以他者身份为‘土著’代言,可能剥夺他们自己的声音;把我们的‘实践理性’强加给他们,留给他们一种洋泾浜人类学。”
    然而,萨林斯的说法反而证明了奥比耶斯科尔的论题,即“库克船长崇拜是欧洲人的神话制作”。奥比耶斯科尔之所以缺乏支持这一论题的直接文献材料,恰恰说明这一“神话制作”的精致性。在这一交锋中,奥比耶斯科尔发现了新问题,但他没有找对论述这一问题的论域。如果调整论域,从“夏威夷土著如何思考库克”转向“夏威夷土著与库克叙事的使用”,可能会更为切题。
    两人的视域各异,但问题意识一致
    萨林斯与奥比耶斯科尔的视域各异,但问题意识则是一致的,即“土著如何思考”:萨林斯探讨夏威夷土著人如何思考,奥比耶斯科尔则探讨欧洲土著人如何思考。尽管萨林斯抨击奥比耶斯科尔是企图为夏威夷土著人代言,实际上,他们都承袭了现代人类学的自我定位——再现他者文化,扮演在西方语境里讲述他者故事的角色。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治学态度严谨。他们之所以对同一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结论,追根溯源,是由于其立场的差异。同中有异的文化承载,赋予他们不同的视域。
    在探讨象征与语境的关系之时,人类学者经常用洋葱隐喻语境,以彰显围绕特定象征的语境层叠。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是在跨文化场域里展开的,它处理特定象征,面对两个方向的语境困境:一是洋葱皮层叠的困境,作者必须做语境的取舍,否则作品无从写起;二是两个以上洋葱的困境,作者必须往返于两种以上语境之间,作品难免顾此失彼。
    萨林斯与奥比耶斯科尔交锋的导火线是库克与夏威夷人的邂逅,从理论上说,这一邂逅的阐释语境是无限的。从无限的可能性中,萨林斯选择了夏威夷人的宇宙论为语境,展开对这一邂逅的解读,他按照这一筛子对史料进行筛选,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奥比耶斯科尔则做出了不同的语境选择,他以欧洲人在太平洋上的神话制造为语境,借以展开对这一邂逅的解读。
    在语境的选择上,萨林斯是这场交锋的赢家,因为他的语境构造较之奥比耶斯科尔更为牢固。奥比耶斯科尔对“欧洲人在太平洋上的神话制造”这一语境构造相对单薄,令人有雾中看花之感。不过,奥比耶斯科尔也不无贡献,这表现在他开风气之先,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领域,诸如“欧洲人的神话制造”、“欧洲人如何思考”等等。
    跨文化相处之道
    文化人类学有一个预设,即文化是实体,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边界。在这一脉络里,对具体文化的宇宙论进行探讨,是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工作,即揭示具体文化最基本的概念图景。萨林斯与奥比耶斯科尔同在这个脉络,只是他们各执一端,落入了刻板化的窠臼。
    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以下缺憾:其一,将夏威夷人和欧洲人同质化,从而遮蔽了各自的内部差异;其二,缺少对宇宙论与个人能动性关系的讨论;其三,根据西文史料来构造非西方人的历史,不免有臆测历史之嫌;其四,缺少对认识过程性的讨论。
    人类学结合细致入微的田野工作和普遍性的文化理论构造,以深入理解他者、探索跨文化相处之道为天职。这一交锋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它呈现了民族志延续生命力的方式——对话。
    萨林斯精深的民族志研究是这一争鸣得以展开的基石,奥比耶斯科尔别出心裁的研究则拓展了萨林斯民族志的价值语境。如果更多学者尤其是夏威夷土著学者参与其中,这一争鸣无疑会更为精彩,给跨文化相处之道带来更多启迪。
    人类学不失个人色彩
    美籍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惠提出,要打碎人类学关于一体化的西方主体性。这一交锋可以视作考察西方主体性的一个案例。奥比耶斯科尔指出:“夏威夷人为什么把库克当作他们的神?我很自然地回顾我在斯里兰卡和非洲的经验。我无法设想在外来者与斯里兰卡人之间,在他们长期的交往历史中,可能发现任何类似的例子;或者,在这一点上,在外来者与印度人之间也同样无法设想。”他与萨林斯的这场争鸣表明,正是个人差异提供了展开民族志对话的前提。
    后现代人类学过度沉湎于个人自省,这固然不免有引人类学入绝境之嫌,但不容否认,在追求真知的意义上,正是由于坦然承认生产者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具有个人色彩,才使得人类学走出了“客观性”名义下的内循环,使之既成为各门科学之中最具人文色彩的学科,也成为各门人文学科之中最具科学色彩的学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