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百年的达尔文：进化论如何成为种族主义自我辩解的武器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6:11:52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达尔文 达尔文进化论似乎从其被提出开始就备受争议，后来，进化论被不断地误读，甚至被当作种族主义为其暴行自我辩解的武器。但真实的达尔文进化论究竟是怎样的呢？其实，只要稍微对达尔文理论有过了解，我们就会发现，达尔文本人是反种族主义的。 《物种起源》意外畅销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格兰一个富裕的乡村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和医生。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药物麻醉手术的技术，因此，医学院里一幕幕“手术”场景与弥漫其中的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使少年达尔文不愿继承祖上的医生职业。眼看着儿子一事无成，父亲罗伯特·达尔文只得命令达尔文去剑桥大学攻读神学学位，最终勉强毕业。 1831年，在叔叔乔斯的帮助下，达尔文获得了随皇家海军“小猎犬号”考察船出海进行环球考察的机会。在57个月的环球航行中，达尔文开始思考有关物种起源与进化的问题。有著作揭示，至少在1839年，达尔文就已经清楚地构建出了进化论的主要框架。1844年，他将论文扩充到了250页。1858年6月18日，达尔文收到了正在马来群岛考察的年轻博物学者华莱士的征求意见的论文。达尔文惊奇地发现：华莱士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十分近似。为了避免“抄袭”之嫌，达尔文曾一度打算烧掉凝聚多年心血的书稿，但在好友莱尔等人的鼓励下，他最终决定将其出版。 当时，英国的出版商大多热衷于出版文学作品和通俗读物。出版一部科学著作，往往意味着出版商不仅赚不到钱，弄不好还要赔钱。伦敦出版商约翰·默瑞拿到了达尔文的手稿。虽然他曾经出版过达尔文好友莱尔的《地质学原理》等著作，但对达尔文的著作，仍然没有信心。关键时刻，莱尔亲自出面说服他，最后默瑞勉强答应先印1250本。1859年11月24日，绿色封面的《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简称《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出乎出版商的意料，全部1250册图书在上市当天就销售一空，连出版商默瑞都被搞糊涂了。喜出望外的他赶忙安排添印3000册，于1860年1月7日上市。再次出乎默瑞意料的是，第二次印刷版本上市当日，又再度被一抢而光。《物种起源》的新书大卖，让达尔文也始料不及。每天一打开信箱，就会有一大堆来自德国、美国等地的购书请求涌出来。到1862年，《物种起源》已先后印刷了五次，并被翻译成了三种文字。 被误读的达尔文 《物种起源》诞生之时，正逢第二次工业革命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疯狂瓜分世界。《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起源》一书，提出人类起源于旧大陆的古猿，人类本身也是进化产物的观点。这个观点冒犯了很多人，漫画杂志因此创作了讽刺漫画，把达尔文描绘成半人半猴的怪物。 事情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立即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到社会学中，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过程正如生物的进化过程，不论是个人发展还是民族，也同样与动物一样，生存竞争是一种进步力量，自然选择将淘汰社会中那些贫穷的、无能的、鲁钝的、染病的人和无业者，只有最健康的、最强壮的社会成员才有机会成熟长大并繁衍后代。任何帮助社会弱者的努力，从长远来讲，都只是使个人变得更坏。任何向穷人提供住房、教育、失业救济的行为都只会进一步刺激他们的生育，从而损害社会。人类的历史就是“适者生存”的历史，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国内剥削和压迫政策是生物学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合乎自然的。“强者”可以欺凌和压榨“弱者”，“优秀民族”可以掠夺、统治乃至任意宰割“劣等民族”。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西方列强奴役人民的“思想武器”，进而“种族主义”乃至“纳粹主义”，都冠冕堂皇地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这些对达尔文理论的误读与无限“发展”，使得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发表后的150年里饱受争议。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就曾批评达尔文“宣扬那些死掉的人是该死的，说那些尸体是进步的表现”。 达尔文反种族主义 达尔文本人却是反对种族主义的，在《人类的起源》第四章中，他写道：“随着人类迈向文明的进程，小部落合并成大群体，要告诉每个人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将社会性和同情心扩展到同一民族的所有成员，即使人与人之间互不相识。一旦做到这一点，阻碍人们对所有民族、所有人种抱有同情心的东西，只不过是一道人为的栅栏而已。的确，如果人类的外表和习惯差别很大，经验证明，我们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将他人视作我们的同类。” 达尔文反对种族主义的主要动机，与其家族传统及关于文明和道德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从达尔文的祖父到父亲，再到达尔文自己，都坚定支持废除奴隶制度，并相继加入了以废奴为宗旨之一的自由党。达尔文的祖父曾经创建了一个瓷器公司，生产专供废奴运动者销售的浮雕宝石。还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达尔文就不顾偏见，向一位来自圭亚那的自由奴隶学习鸟类标本的艺术制作。达尔文后来说，这个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1832年5月，旅途中的达尔文写信给他的朋友：“他们对基督教民族的丑闻——奴隶制漠不关心，哪怕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也不想做一个保守党人”。6月2日，在给另外一位友人的信中，达尔文更是明确无误地表示：“我已经看够了奴隶制下黑人的处境。所以，在英格兰听到的（为奴隶制度辩护的那些）谎话让人恶心”。在乘坐“小猎犬”号周游世界期间，达尔文在巴西等地亲眼见识了南美奴隶制度的罪恶，令他十分惊讶。 1833年8月，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斯坦利下达了奴隶释放令。次年，在英国所有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度。《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达尔文这样抨击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有些人，其中包括我在内，祈祷北方宣布开始反对奴隶制的十字军东征，即使会牺牲百千万生命。最终，以一百万人的牺牲换来了人类正义的补偿。我们生活在多么神奇的时代。” 在谈到《物种起源》一书时，达尔文的朋友德斯蒙德和摩尔曾表示，他们并不是怀疑环球之旅的科学观察对达尔文思想的重要性，但他们强调，达尔文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使他可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当时的动物学领域并没有那方面论述的情况下，他能够得出进化论共同祖先一说显然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他的反奴隶制思想。” （张伟 《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