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明冲突论：跨文化视野的理论意义(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2:11:49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关凯 参加讨论
三、跨文化之于中国 亨廷顿实际上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中国。显然，我们这些中国学者对亨廷顿给予的关注远远大于他生前对我们的关注。在亨廷顿的眼里，不包括日本的儒家文化是文明冲突的一部分。这种思想在今日中美贸易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强力压制中国科技进步的举措，显然是希望不让中国掌握更多的技术资源以在“文明冲突”中占据优势。这是一个很深的困境，一方面今日的中国很难被定义为“儒教国家”，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质也很难用一种理论解释清楚；另一方面，如果20世纪80年代世界精英群体中有一部分相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是美国的童年”，那么今天这么想的人已经不多了。 就内部而言，中国近年来也深为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在这种困扰中，脱离了“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的理论判断之后，国内的思想界似乎无法提供一个与原来的阶级理论同样强大的具有社会说服力的理论，以安置基于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诉求，而这种诉求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激进化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运动。这种情感与运动让很多人都感受到某种令人不适的危险，却不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出路到底在哪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神论的影子》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资源。 在所有原生型古典文明当中，唯一以政治实体形式延续至今的是中华文明。但此刻的中华文明却是一个文化的杂糅，我们不难从当下的文化现象中发现太多的或可言“反中国性”的内容。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反中国性”的思想。 传统儒家思想强调“有教无类”，是一种普遍主义看法，其理想世界也是“大同”，一种平等的、秩序井然的道德世界。但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是从西学东渐的民族主义思想开端的。辛亥革命之后，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建构“民族”来构造国家。早期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和思想家(如梁启超、杨度等)都认为民族建构是国家建构的一个前提，因此才有“三民主义”。但今天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需要先建构一个现代民族，还是需要先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历史实践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后者。此刻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显然并非是以族群性为基础的。实际上，现代的民族并非生物现象，而是政治与社会现象。中华民族建构从“五族共和”到今天，始终包含着一种根基深厚的整体性，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历史形成的。然而，如果以一神论式的中心论视角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就会陷入一种困境，即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无法由某个特定族群代表，一方面它是一个国家整体的文化，而其内部是多样的、杂糅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文化或者中华文明是在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相对比的时候才彰显出自身特色的。因此，我们从内部看中华文明，它是“多元的”；而从外部看，它是“一体的”，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来自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历史，对之的解释恰如赵汀阳所谓“内涵天下的中国”，传统与现代有机地杂糅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验的特殊之处正在于一神论这种思维模式不是中华文明内生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式的观念更符合人类学整体论的看法而不是西方哲学的一神论。然而，仅仅靠“天人合一”并不能充分解释当下的中国文化，除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浸染与内化，仅就现实秩序而言，以国家为单位的中国文化包含很多内生的与外部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众多的少数民族和国际移民在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都深受中华文明传统和现代性文明的影响。而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对于全球而言也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这使得“跨文化”议题对于中国同时具有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意义，对内而言，唯有“跨文化”，才能在文化差异中确立文化相互尊重的价值坐标，并同时确定多样性的极限，不使之碎片化或成为极端文化保守主义运动的理论资源；对外而言，今日的中国不仅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同时也需要从自身挖掘能解决当下世界性危机的思想资源，例如天下体系所提供的一些思想传统、“有教无类”式的社会分类哲学等，凭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都需要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关怀和理念，既不能妄自尊大，亦不可邯郸学步。这是当今学术界需要思考的重要而紧迫的命题。 简而言之，在民族宗教问题上，“跨文化”视域是一个价值极高的理论工具。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癌症，解决这种病症的药方绝不可能是以毒攻毒式的用一种民族主义反对另一种民族主义。正如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这是基于一种常识性伦理的规范，任何把自身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文化傲慢与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神论”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并不能抵消这种认识论为现代性文明带来的祸害。今天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价值理想成为人类社会知识生产不懈追求的目标，引导我们知识思考的方向，否则我们就会迷失在浩瀚知识文本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里。思想求真求善，世间没有完美，却有完善。在我们可见的超越“一神论”思维模式的路径之中，“跨文化”无疑是一个触手可及的选项。 四、结语 在“跨文化”视域中，民族和宗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神话，而是需要超越的对象。如果我们更关注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而不是它们之间的隔阂与边界，世界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更为和谐的图景。在这个图景中，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世界文明之融合，而非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在这种融合之过程中，冲突不过是一种文明磨合产生的副产品。由此可以更为透彻地发现文明冲突论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立场，由一神论形塑的西方思维模式及其对现代性的影响才能真正成为反思的对象，显然，这种反思本身也在提升西方文明的内在包容力。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曾骄傲地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剂处理文化多样性的万能药，却忽视了不仅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提是一神论式的自由主义假说，而且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也是一种一神论式的判断。此刻，作为思想者的我们，需要走得更远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