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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理陈永贵的六个“最”:一次喝下82杯酒(2)


     四、最伤脑筋是批文件。
     陈永贵40岁时才扫盲,没有多少文化。当上副总理后经常要阅批文件,常常有字不认得,又不好意思老是问人家,就在房里发愣,苦动脑筋,回忆着那个字像是在哪里见过的。有一次他要在一份文件上批“待后处理”,可这个“待”字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中央办公厅催交文件,他只好厚着脸皮问秘书“待”字怎么写,秘书告诉他,“招待所”,“接待室”,不都是有那个“待”字吗?陈永贵一听,拍了脑门一掌:“难怪面熟,果然就是见过面的。”
     五、最难受的是无所事事消耗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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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贵刚到中央工作时,起初他和他的秘书以及警卫都住在京西宾馆,吃住一笼统。中央的领导人好像习惯了下午和夜晚办公,上午无事可干白白地消耗粮食,他心里难受极了,便背着双手不停地在花园里打转转,一副无所适从的模样。
     六、最让他纳闷的是一大帮人伺候他。
     1974年8月,中央通知陈永贵搬进了钓鱼台,住进了三号楼。楼里三个服务员,一个大师傅,一个司机,再加警卫和秘书,一大帮人都是伺候他的,他心里十分纳闷:“一个人怎么会要这么多人服侍呢?”不让他叠被子打扫卫生,反而增加了他心里的负担。他真想把这一帮人带回大寨去帮他种田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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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文章摘自《河南商报》2008年1月27日 作者:顾育豹 原题为《邓小平应对陈永贵时的深层考量》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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