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圣像运动与八九世纪的东西方政教关系(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4:11:50 《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 龚伟英 参加讨论
三、破坏圣像运动对东西方政教关系的影响 东、西部教会出于各自的利益，对皇帝的破坏圣像政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二者的分歧激化了业已存在的矛盾，导致拜占庭与罗马关系急剧恶化，对东、西方政教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东、西方之间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对于破坏圣像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史学家都有相关记载，但在许多细节方面存在出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方之间的龃龉甚至敌意。 从经济上看，根据狄奥法尼斯的记载，在颁布破坏圣像敕令之后，作为抵制该敕令的部分行动，教皇格列高利二世要求意大利和罗马停止缴纳给拜占庭帝国各种税费。(90)但是，格列高利二世的传记者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提到，8世纪20年代初，反对圣像敕令在意大利正式颁布之前，拜占庭帝国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已处于紧张之中。阿纳斯塔修斯虽然没有细说背后的原因，但提到教皇阻止总督对罗马行省征收某种税。这种新增的税据说是一种土地税，即使教会也不能豁免，由于罗马教会是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格列高利二世反对这一举措，并鼓动意大利世俗高官一起抵制，从而导致纳税人罢工。教皇在史上第一次为了非神学事务而抵抗皇帝的命令。但是阿纳斯塔修斯并没有提到教皇反对缴纳以往的税种。(91) 从宗教上看，拜占庭12世纪的史学家仲纳拉斯(Zonaras)在谈及格列高利二世召开的主教会议时说道：“教皇及其主教会议绝罚了皇帝。”(92)但是，皇帝被教皇格列高利二世绝罚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其他史料的佐证。格列高利二世只是对皇帝提出教义上的劝告，倒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纳斯塔修斯背上了纵容异端邪说的责任，被责令回到正统信仰否则将受到绝罚。在731年格列高利三世召开的宗教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任何人在言语和行为上攻击圣像，一律处以革除教籍的处罚。这似乎心照不宣地将皇帝包括在内，但是，革除教籍的处罚最终并没有落到皇帝的头上。769年，教皇斯蒂芬三世主持的拉特兰会议虽然谴责754年鼓吹破坏圣像的宗教会议，但也没对皇帝做出任何正面谴责。事实上，教皇哈德良给伊琳尼皇后的信函中提到要对皇帝采取诸如绝罚的措施，也只是没有结果的威胁而已。 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焦点落在教皇对拜占庭皇帝是否忠诚。不少拜占庭文献认为教皇屡屡有背叛拜占庭皇帝之心，历数教皇的罪状，诸如煽动意大利乃至西部地区民众叛乱、承认篡位皇帝阿塔巴斯达的合法地位、与法兰克人结盟反对拜占庭皇帝等。提到教皇格列高利二世时，狄奥法尼斯如是说：“旧罗马的格列高利是众使徒之首彼得的继承者，他圣洁，虔诚，称职。其言行引人注目，致使罗马、意大利和西部其他所有地区纷纷造反，不愿再以臣民和信徒的身份效忠于利奥及其统治的帝国。”(93)从格列高利、阿纳斯塔修斯和执事保罗等人的记述来看，许多细节表明希腊人对教皇存在很深的误会。尽管教皇格列高利二世极其愤怒地在信函中拒绝了皇帝的破坏圣像政策，致信各地要求警惕这种异端，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拜占庭帝国决裂。有材料表明，倒是皇帝对教皇的抵制强烈不满，曾三番五次指示总督密谋暗杀教皇，由于民众对教皇的支持和保护使得其阴谋没有得逞而已。(94)意大利人本已对拜占庭皇帝的异端运动强烈不满，拜占庭皇帝谋杀教皇的事暴露后，意大利人决心要选出新的皇帝，然后进军君士坦丁堡，推翻异端皇帝的统治。教皇想方设法平息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劝阻了他们的计划。他试图暂时将宗教分歧放在一边，保持对拜占庭皇帝的忠诚，因为只要还没有找到其他盟友来保护罗马，他就不得不依靠拜占庭皇帝的支持来抵抗伦巴德人的入侵。从这个角度看，教皇的立场反而推延了意大利从拜占庭帝国脱离。 君士坦丁五世的妹夫阿塔巴斯达在742年叛乱后，统治了帝国的欧洲部分。拜占庭作品中不乏如此说法：“教皇扎迦利承认了圣像保护者阿塔巴斯达，并与他交好。”(95)但这种立场明显与西部文献相矛盾。根据《教皇列传》的记述，扎迦利742年继位为教皇后，派遣特使把致君士坦丁五世的信函送达君士坦丁堡，告知其继位事宜。当特使们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叛乱者阿塔巴斯达已占据了皇位，但特使一直停留在君士坦丁堡，直到君士坦丁五世重掌政权。君士坦丁五世高兴地接见了特使，他们受到款待并获赠礼物。更重要的是，皇帝赐予罗马教会宁法(Ninfa)和诺尔玛(Norma)两块地。(96)倘若教皇已经支持篡位者的话，皇帝不可能有如此慷慨的表现。 此外，仲纳拉斯声称教皇格列高利二世竭力与法兰克人结盟来反对皇帝。(97)面对外族的入侵，从格列高利二世以来的历任教皇都想促成与法兰克王国的联盟，但其目的是对抗伦巴德人，而非反对皇帝。执事保罗提到了破坏圣像敕令抵达意大利前后伦巴德人的两次入侵。第一次入侵时，伦巴德人攻占了纳尼亚城(Narnia)和拉文纳，并掠夺了大量战利品。第二次入侵则占领并劫掠艾米莉亚(Aemilia)等城市。(98)虽然出现了圣像的争论，但面对伦巴德人的入侵，为了争取拜占庭的军事援助，教皇还是表示对皇帝的忠诚。当君士坦丁五世于754年召开大规模的旨在破坏圣像的主教会议，教皇斯蒂芬二世不仅没有谴责皇帝，反而请求他派遣一支增援舰队。只是教皇从拜占庭皇帝那里得到援助的希望破灭之后，寻求法兰克人的援助才成了教皇的唯一出路。 当然，随着事态的发展，教皇与法兰克人结盟的目的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脱离了拜占庭帝国统治的罗马人尝到自由的滋味，教皇国的建立使教皇体验到统治的权威。757年春，教皇斯蒂芬写给丕平的信函中称：“由于法兰克人的美德，罗马教会得以恢复为上帝的所有教会之母和教会之首—基督教信仰的基石。”(99)东部破坏圣像政策反而成为罗马教会为结盟行为辩护的正当理由。拜占庭皇帝不再被称为虔诚的，而是被谴责为“最邪恶的、堕落的、仇视(上帝)的”。相反，法兰克王被比作摩西，由于声讨“渎神教义肇事者和异端分子所造成的分裂”而享有美誉。(100)拜占庭皇帝意识到法兰克人在西部的崛起后，加大拉拢法兰克人的力度，不仅赠以法兰克人拜占庭皇家专享的风琴，还提议双方联姻。但这些外交策略均未能奏效，767-775年和788-797年，拜占庭和法兰克都无外交记录。(101)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正统信仰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加洛林王权通过标榜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利用教会来治国理政，保障帝国的统一性。如完成于763-764年的《萨利克法典》的修订本序言中，法兰克人被称为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高贵、勇敢、智慧、纯洁、有胆识、健壮，而且远离异端”，他们信奉上帝，传播正统信仰，远扬法兰克王国的声威。(102)另一方面，罗马教会也利用正统信仰不断提醒法兰克王，强调他们之所以得到上帝的眷顾是有前提条件的。教皇保罗对丕平如是说：“你尤其是神圣正统信仰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该信仰由尊敬的教父们虔诚地传承下来。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你毕恭毕敬地照看正统信仰，奋力捍卫正统信仰，你总能得到上天的帮助，在你冲锋陷阵时予你保护，使你所向披靡，战无不胜。”(103)因此，8世纪80年代初教皇哈德良向法兰克王查理报告拜占庭战事失利、被迫缴纳大笔贡金求和的消息，其用意显而易见：拜占庭由于陷入坏的教义，不再得到上帝的恩宠。一个日将没落的帝国并不是联盟的选择对象。(104) 800年，教皇为查理曼加冕的事件震惊了拜占庭帝国，朝野一片哗然。在拜占庭人看来，西部地区仍然是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查理曼加冕事件不啻于西部地区的叛乱行为，他们继而担心这位被加冕的新皇帝会像其他的叛乱者一样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武力推翻伊琳尼的统治。(105)教皇自然成众矢之的，人们认为他背叛拜占庭正统皇帝的行为“违背使徒传统”，使其堕落为法兰克的宫廷主教。(106)随着查理曼的加冕，东、西方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恶化。尼基弗鲁斯在806年成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但时隔5年之后才告知教皇利奥三世其继位事宜，这有违教会惯例。致教皇利奥三世的信函中，尼基弗鲁斯道出原委：“皇帝那时气在心头，阻止我们采用最妥当的方式。并不是教会传统已被疏忽或废弃，也不是我们出于某种粗心大意不屑做教士们所应该做的……皇帝的理由是那次加冕仪式，他对此颇有怨言，而且对你分裂教会之举极为恼怒。”(107)直到812年拜占庭皇帝米哈伊一世才不得不承认了查理曼的“皇帝”头衔，因此布瑞(Bury)认为812年帝国在理论上恢复了东、西部由两个皇帝分别统治的做法。但这种统一只是名义上的，东、西两个帝国实际上处于对峙状态，法兰克帝国瓦解后，教皇逐渐视自己为古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将拜占庭帝国称为“希腊帝国”，拜占庭人则为“希腊人”。(108)东、西方之间从来没有像破坏圣像时代存在如此多的误解而相互责骂。 值得一提的是，东、西方彼此间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与破坏圣像时代双方正常联络渠道停止运作有关。从5世纪中期起，教皇就在君士坦丁堡朝廷设立了常驻使节(apocrisiarius)的机构。常驻使节虽然代表着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利益，却是罗马和拜占庭双方沟通联络、传递信息、协调解决纷争的重要渠道。曾经担任过常驻使节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强调，该职的双重职能在于：一是捍卫罗马教会的立场，维护正统教义；二是为罗马教会传达拜占庭皇帝的信息，便于教皇了解帝国都城及其他地区的事务。(109)对于拜占庭政权而言，鉴于掌握信息对于维护帝国统一的重要性，教皇使节常驻君士坦丁堡也有利于拜占庭政权掌控罗马教会，进而有效管理西部地区。帝国政府与罗马教皇利益的重合，使得常驻使节这个机构的设立成为“古老的传统”(110)。如L.切瓦勒和J.-C.格宁(L.Chevailler & J.-C.Genin)所言，常驻使节是“罗马教会和东罗马帝国之间联盟的象征”(111)，该机构有效维护和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见证了两者之间相对和谐的政教关系。但是，在破坏圣像运动初期，出于对教廷人员人身安全的考虑以及对东部宗教政策的抗议，教皇召回了常驻使节，这种在君士坦丁堡设置常驻使节的传统也就戛然而止。破坏圣像运动中断了双方有效的沟通渠道，增加了彼此间的隔阂和误判，进而直接影响了东、西方关系的维持。 其二，东、西部教会对有关教区管辖权与教会最高领导权的争夺加剧，最终导致双方分道扬镳。 拜占庭皇帝与东部教会经过长期的磨合，特别是历经破坏圣像运动，形成了相互合作、相互扶持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点是教会服从国家，教会处于国家的保护和制约下，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在涉及君士坦丁堡教会与罗马教会的关系方面，拜占庭皇帝极力支持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因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相比教皇更顺从推行其意旨。在破坏圣像运动中，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对于不服从其神学理论的教皇格列高利三世进行了惩罚，把原属于教皇管辖的伊利里亚行省和意大利南部希腊化地区置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控制下。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势力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张，成为事件最大的受益者。但教皇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教权主张，一直要求拜占庭归还这些教区。在这些教区的归属问题上，双方冲突不断升级，9世纪中叶发生了“弗条斯分裂”(Photian schism)。 858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依纳爵下台，平信徒弗条斯继任宗主教。支持依纳爵和弗条斯的派别相互争斗，使拜占庭教会进入了有史以来最混乱的时期。弗条斯致信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858-867年在位)，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教皇尼古拉斯借机以教会事务争端最后仲裁者身份，派遣特使传达对弗条斯宗主教之职的认可。但教皇随后在863年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宣布支持依纳爵恢复宗主教之职，撤销对弗条斯任职的承认，理由是其任命违反教会法规。教皇在弗条斯任职问题上前后不一的态度表面上围绕弗条斯是否有资格任宗主教之职，但实际上是与争夺伊利里亚和意大利南部教区的管辖权相关。教皇当年同意弗条斯的任职是有附带条件的：要求拜占庭皇帝恢复罗马教会对伊利里亚和西西里地区的司法管辖权。这得到了皇帝的同意。但事后，皇帝并未如约交出以上地区的管辖权。恼怒的教皇尼古拉斯在863年的拉特兰宗教会议上不仅拒绝承认弗条斯的宗主教职位，还绝罚了弗条斯。弗条斯没有向罗马屈服，他抗议教皇对君士坦丁堡教会事务的干涉，并把争论转移到教义领域，公开指责罗马教会的错误，斥责罗马的“和子说”(filioque)为异端，在867年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正式绝罚教皇尼古拉斯。(112)“弗条斯分裂”成为东、西部教会最终分裂的前奏。 随着11世纪教皇权力的膨胀，伊利里亚和西西里地区的管辖权问题再次成为焦点。1016年后，诺曼人开始入侵意大利南部并吞食拜占庭属地。在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的请求下，教皇利奥九世答应与拜占庭帝国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诺曼人，双方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诺曼人被赶走后，拜占庭皇帝归还西西里和伊利里亚地区给罗马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米哈伊尔一世·科鲁拉利奥斯(1043-1058年在位)获悉该交易后，要求皇帝放弃此项承诺，同时纠集了管辖区的所有力量，在皇帝的默认下，斥责教皇的各种罪名。罗马教会进行了强硬的反击，谴责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一系列罪行。最终双方在1054年相互开除教籍，这就是史上的“东西教会大分裂”，即东、西部教会的最后分裂。(113) 东、西部教会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教会最高领导权之争。800年查理曼加冕事件后，作为整个拜占庭教会生活核心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更是得到了拜占庭皇帝的全力支持。东部的主教大会无须向教皇申报，宗主教无须按惯例向教皇呈送会议文书，甚至连843年东部教会做出恢复圣像崇拜的重大决定也没有请求罗马认可。(114)在弗条斯任职问题上，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支持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与罗马教廷相对抗。在他写给教皇的信函中，不仅斥责了罗马教会反对弗条斯任职的蛮横无理，拒绝了教皇对至高无上权力的要求，而且以傲慢的言辞宣称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独立权和领袖地位。(115) 同时，在罗马首席权的问题上，东部教会有着自己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五大宗主教区体系(Pentarchy)理论。该理论随着6世纪五大宗主教区格局的形成而出现，在破坏圣像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东部斯图迪奥修道院院长狄奥多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五大宗主教区系统中，教皇居于首位，居于第二位的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之后分别是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安条克宗主教和耶路撒冷宗主教，五位宗主教都是信仰的最终权威。(116)在狄奥多看来，罗马教会的首席地位并不意味着罗马在教义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强调东部教会拥有自治权，不接受教皇对东部教会内部事务横加干预。(117)从这一点来看，东部显然把罗马教会强调的“首席权”视作为“首席地位”。两者并不等同，首席地位并不能直接转化为首席权，因为前者侧重于精神层面的荣誉，而后者则涉及教会的司法管辖权。换言之，东部教会虽然能接受罗马教会在荣誉上的首席权，但拒绝接受其司法裁判权。这一主张也在879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的精神中体现出来，该公会议强调教皇身份与其他宗主教无异，并无统领整个教会的权威。(118) 随着君士坦丁堡教会势力的增强，盛传于东部的另一种理解则是“权力迁移论”，即当皇帝把帝都从罗马城迁至君士坦丁堡，罗马教会的首席权也同时迁移到君士坦丁堡教会，罗马教会的特权也连同其帝国荣耀易手给了君士坦丁堡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被称为新罗马的大主教，因为他已经接管了罗马的所有优先权和特权”(119)。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俨然以整个基督教会的仲裁者的姿态出现，在教义层面上与教皇相抗衡，谴责教皇传播异端和僭夺教会领导权。 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一系列言行举措引起罗马教会的强烈不满和反对。8世纪中期，教皇凭借法兰克人的力量解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有了法兰克人作为政治靠山，教皇在破坏圣像争端上更为强硬地对抗东部教会，指责东部教会陷入异端教义，对异端分子破坏圣像的疯狂行为听之任之，使东部所有民众深陷错误之中，破坏了普世教会的统一。随着支持圣像派在运动中取得胜利，教皇作为正统教义捍卫者的声望再次获得提升。罗马教廷不失时机地宣称罗马教会是教会之母和教会之首，君士坦丁堡教会正是因为依赖罗马教会才获得教义的稳定。9世纪初一篇题为《反对希腊人的错误》的檄文流传于西部地区，称“受制于拜占庭霸权之下的地区总会冒出毒蛇—堕落教义的始作俑者，罗马管辖区则不会出现这等事”(120)。异端源于君士坦丁堡的论调在很长一段时期被西部作为利器而大肆渲染。968年，克莱蒙那主教立德普兰德(Liudprand of Cremona)以教皇特使身份出访君士坦丁堡期间，面对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等人，毫不客气地说：“所有的异端都是在你们这萌芽，在你们当中繁衍。但这些异端都是被我们，我们这些西方人，所压制并扼杀。”(121)1054年，罗马教廷枢机主教洪贝尔(Humbert)出使君士坦丁堡时，以同样的论调谴责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并强调罗马教会是正统信仰的源泉，因为罗马教会是圣彼得建立的教会。(122)。 除了大力巩固自己在教义信仰方面的权威，罗马教会也不放过任何机会，伸张自己的理论，扩张自己的世俗权力。756年，教皇国的建立明确了教皇的世俗统治权，教皇的统治区域得以拓展。西部教会还在750-775年期间编造了“君士坦丁献礼”(Constitutum Constantini)，该文献宣称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承认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及其继任者是圣彼得的继承人，强调教皇拥有整个基督教会的管辖权，为教皇在西部地区的世俗权力提供合法依据。(123)800年查理曼与教皇的政治联盟使得罗马教廷脱离拜占庭皇帝的世俗控制，改变了罗马教会在政治结构上长期隶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局面。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壮大，趁法兰克王国衰落之际，罗马教会企图扭转自己对世俗政权的依附地位，借助西部地区于847-852年编造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声明教皇和一切主教都不受世俗政权的管辖，世俗君王无权干预教会事务；强调教皇的权力高于其他一切主教，所有主教都可直接向教皇上诉，宣扬“教皇无谬误论”等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教皇权的条文。(124)力图掌控公会议就是其中的一个反映。862年，教皇尼古拉斯在写给弗条斯的信函里直言：“没有罗马的认可，所有会议都是强盗会议。”(125)对于君士坦丁堡教会倚仗皇权、一次又一次在公会议中获得权力，罗马教会颇为愤慨，直斥这种违背教会传统的欺骗行径：“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伺机这样操作，有时趁其他教区的与会者不在场，有时借助隐蔽的角落，有时在会场外面或是会议之后，违背已达成的协议，为一己之私严重歪曲事实，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删减、增补或篡改。”(126)诸如此类的警示无疑表明，罗马教会矛头直指拜占庭皇帝所掌握的公会议召集权，以防范君士坦丁堡教会势力的扩张，并对全体基督教世界施加影响。在整个中世纪期间，罗马教会仍以教会和世俗的最高领导权为目标，同时也企图把东部教会置于自己的司法管辖权之下。 综上所述，东西部教会对破坏圣像运动的不同反应使东、西方长期回避的分歧公开化，基督教会内部在不同利益的驱动下出现了分化和分裂。“毁坏圣像派皇帝们的教会政策以及他们对帝国西部地区的漠视，都加速了拜占庭与西方的分离，这是造成从教皇国建立到教皇为查理大帝加冕等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原因。”(127)在破坏圣像时代，东、西方的对峙态势不仅为东、西部教会的最后分裂和教俗之争埋下了祸端，而且给此后地中海区域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罗马为中心的西地中海教会逐步走向政教二元并立的发展道路，成为中世纪西欧政治文明所特有的现象，教皇权获得了实质性的扩张，发展为中世纪主宰西欧的强大势力；对于东地中海的希腊教会而言，教会辅佐最高统治者的观念进一步强化，由于教权对皇权的长期依附，类似于西部“圣统制”的教会组织体系始终未能形成。破坏圣像运动本身对东西方关系的影响是长期的、全面的，而非短期的、局部的，即使拜占庭帝国恢复圣像崇拜后也未能扭转局势，实现与西部的和解。 从5世纪以来，东、西方关系渐行渐远，早见端倪。客观而言，破坏圣像运动对拜占庭—罗马关系的影响不一定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关键性因素。破坏圣像运动是导致东、西方分裂潜在趋势成为事实的最后一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促使罗马教会转向法兰克人的最后一个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破坏圣像运动可以称之为东、西方关系中的里程碑事件。而政治环境的变化，如拜占庭整体实力衰落和日耳曼人的崛起等，反过来对东、西方之间的分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教皇与新的西部帝国的结盟，教皇与拜占庭皇帝之间的东、西方关系就不单纯是政教关系，而是扩展为包含民族关系在内，涉及拉丁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关系。这时东、西方关系与政教关系虽然仍交织一起，但本质内容已发生了改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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