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文献版本研究的典范之作——评王锷先生新著《礼记版本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2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转引自学礼堂公众号 网络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mSdljEiOK7r2iLgkFEkFA 新世纪以来，经学研究，尤其是经学文献版本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其中通论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张丽娟先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乔秀岩先生《北京读经说记》等；专研一经者，则有杜泽逊先生《尚书注疏校议》，乃杜先生编纂《尚书注疏汇校》之馀，“每有商榷，别纸记之”而成，实为古人所谓笔记也。所以，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王锷先生新著《礼记版本研究》（2018年11月，下简称《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以单经为研究对象的版本文献学专著，成就卓著，意义非凡。 《研究》的根本学术意义在于开创了经学版本研究的范式，全书体系结构完整，篇章布局合理，先对《礼记》单经注本进行研究，继对注疏本再做探讨，单经注本又以宋刊抚州本、婺州本、余仁仲本、纂图本、清刊殿本为次序，注疏本则以宋八行本、元十行本、明闽本、清阮本为先后，仅据目录安排，即可见出版本源流，又殿以“《礼记》版本述略”，回顾众本，统摄全书，分总互见，枹鼓相应，作者之用心可见一斑也。而各章之内，又往往对该本版本特征、刊刻年代、递藏源流、文献价值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可谓细致全面，科学严谨。《研究》所开创的这一模式，不仅可用于研究《礼记》，更可推而广之，用于研究《周易》《毛诗》《左传》诸经，亦可为其他古代文献版本研究提供借鉴，对学界贡献可谓深远矣。 文献版本研究的首要工作在于确定版本的性质与年代，《研究》对历代《礼记》代表性版本的刊刻年代都进行了深入研究，除了直接依据相关版本识语文字做出判断外，是书还通过考察具体避讳文字和印面刻工情况等方法进行判定。前者为考察版本年代的通行做法，《研究》通过细致排查避讳文字情况，补充完善了前人说法，如关于宋本《纂图互注礼记》，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得出比较笼统的结论，《研究》则将避讳情况具体化，依字逐一考察罗列，如云：“‘敦’字除抄补部分‘敦善行而不怠’和注‘敦厚也’、《曾子问》‘摄主不厌祭’注‘撤荐俎敦’和释文‘敦音对’、《礼运》‘而兵由此起’注‘以其违大道敦补之本也’、《内则》‘惇史’释文‘惇音敦敦厚’、《明堂位》‘两敦’释文‘敦音对’之‘敦’外，其馀皆缺末笔。”（第148-149页）从而为判定刊刻年代提供了最为全面的参考信息。要做到如此详细地对避讳情况加以记录，惟有逐页逐字悉心目验，作者之辛劳于此可见。同样，作者亦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对抚州本、八行本的印面刻本情况作了系统统计，补充完善了前人的相关结论，如于抚州本刻工，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以为有徐实、宿敏张、宋俅三人，《研究》通过重新统计，指出无此三人，并补充了王氏《索引》遗漏了的弓颐、余英、陈祥三人（第11页）；于八行本刻工，王氏《索引》完全依据《宝礼堂宋本书录》，《研究》通过细致核查，指出无《书录》所录马林等八人，《书录》所录马祖等十三人是补板刻工而非原板刻工，《书录》遗漏了范华等十二位原板刻工，《书录》误“王允”为“王充”（第328页），经过彻底清理，不但修正了《书录》《索引》的记载，有利于进一步精准判定相关版本的刊刻年代，而且为学界研究宋元刻工以及宋元版本文献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而这些结论同样来自于一丝不苟地逐页核查，作者的严谨态度和笃实精神，令人感佩。此外，作者还另辟蹊径，通过考察历史人物的具体履历来帮助判定刊印年代。存世最早汇刻本《十三经注疏》为明代李元阳刊印，而学界对其详情较少探讨，作者通过分析李元阳《默游园记》，找到一条重要线索，“在闽中刻《十三经注疏》、杜氏《通典》”，作者又据《初刻杜氏〈通典〉序》“丙申，以御史按闽”，李元阳《游龙虎山记》云“余嘉靖丙申使闽，戊戌五月得代入疆”，推断李元阳任职福建其间为嘉靖十五年（丙申）至嘉靖十七年（戊戌），《十三经注疏》亦汇刻于此时也（第443-445页）。这是有关闽本《十三经注疏》刊刻年代最为明确的判定结论，填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空白，检哈佛大学藏闽本《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九首页有题名“明御史李元阳提举佥事江以达校刊”，正与“以御史按闽”之记载契合，则作者之推论，信而有徵矣。 版本研究的第二项重要工作是确定版本质量，过去的通常做法是拈取一二著例，以为论说依据，既不全面，也不深入，而《研究》则往往是抽取某卷，以研究对象为底本，与其他代表性版本做彻底汇校，然后按照底本是、底本非划为两类，将校记逐条罗列，最后再进行统计，按照正误比例，排定优劣次序，如此，既言之有据，又一目了然。具体而言，抚州本抽取《檀弓》上下、婺州本抽取《曲礼》、余仁仲本抽取《檀弓》上下、殿本抽取《杂记》、八行本抽取《王制》、十行本抽取《投壶》等，经过实证式的比勘考订，从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如《研究》对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礼记》的看法是，“就《杂记》篇而言……八行本、殿本注质量最好……我们有理由相信，殿本注基本反映了岳本（廖本）的面貌，廖本《九经》、岳氏《九经三传》、武英殿翻刻《五经》之《礼记注》，都是校勘精良的古籍善本。”（第257-258页）可以说这是学界第一次对武英殿本《五经》刊刻质量做出科学判断，笔者在汇校《毛诗》经注本的过程中，也发现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毛诗》文字质量远胜各本，与《研究》得出的结论正不谋而合，可见殿本《五经》的版本文献价值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研究》各章所罗列出的校勘成果，实际上皆基于作者的另一部重要研究成果《礼记郑注汇校》，对于此书，作者自述云：“我们历时十年，从事《礼记郑注汇校》工作，目的就是想搞清楚《礼记》版本优劣、文字差异及其相互关系，为进一步整理研究《礼记》奠定坚实基础”（第487-488页）。经过这一漫长艰苦的汇校过程，作者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礼记注》版本中，抚州本最好，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礼记注疏》版本中，和本最好，阮本次之，十行本最差”（第493页）。这是迄今为止，《礼记》版本研究最权威、最可信的最终结论，既是对既往《礼记》版本文献研究的总结，也是对今后开展文献整理、版本研究等工作指明了方向，学术价值之重要，不言而喻。 除了对根本性问题进行充分研究，是书也将版本研究的细致化特征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对抚州本的圈点和批语，绍熙本的朱批与浮签，殿本的考证，八行本的浮签等问题，皆进行了详细探讨。尤其是对于各类影印本，一些不易察觉的问题，也被作者逐一揭示出来。如宋刊余仁仲本《礼记》，曾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最近又被收入“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两种影印本卷二卷末皆未注明经注、《音义》字数，与各卷皆异，作者却发现在民国来青阁影印本卷二卷末栏外题“经伍阡贰伯壹拾玖字，注伍阡叁伯陆拾伍字，音义叁阡陆伯捌拾陆字”，并推论“疑经、注和《音义》字数刻在下一页，《中华再造善本》在影印时舍弃”（第101页）。若非作者细心发现，读者或以为卷二本无字数，影印古籍不可不慎。民国时张元济主持编印《四部丛刊》，正史单列为“百衲本二十四史”，多有描改，相关文字皆详细著录于各史《校勘记》，而《四部丛刊》所收各书是否亦有改动，因缺乏深入勘察，故而长期以来只能对此存疑。《研究》则专门针对宋刊《纂图互注礼记》与其影印本《四部丛刊·礼记》进行了深入比较，专辟一节，详细罗列二者文字差异之处，其中底本错误，《丛刊》本直接改正者，有二十处；底本不误，《丛刊》本讹误者，亦有二十处；此外，底本前二十五页为刘履补抄，已发生严重讹误，《丛刊》本不仅沿袭了底本错误，而且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错误，正如作者所言，长期以来，一直无人指出（第141-142页）。经过此番研究，《四部丛刊》对底本是否有改动，已无需讨论，显然易见了。不仅对影印本有深入考察，对影刻本，《研究》同样予以关注，如国图所藏宋刊八行本《礼记正义》，民国时为潘宗周宝礼堂所藏，先后影印、影刻，前者为珂罗版影印，存世极少，《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上栏据日本足利学校藏本之胶卷胶片扫描影印，下栏即据潘氏珂罗版影印本拍照影印，而潘氏影刻本，则有上世纪中国书店重印本。那么潘氏影刻本究竟是否忠实于底本呢，笔者过去在校读《礼记》时，曾发现二者文字确有不同之处，如《中庸》“至诚之道”条，八行本孔《疏》云：“时二川皆震，为周之恶瑞”，潘氏影刻本“二川”作“三川”，《研究》则经过全面核查，发现二者差异很大，故而认为“将潘本与八行本视为同一版本，是绝对不可以的”（第364页），这一判断，可谓定论。《研究》撰述之严谨，更加体现在了很多细节方面，如全书有大量附图，或为重要跋语、或为典型印面，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可信度，因为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往往难以获取相关版本的原书图片，若遇疑问，无从查核，作者如此安排，大大便利了读者，为版本文献类研究专著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值得大力推广。因为版本研究的特殊性，原书难以亲勘目验，故而往往是基于一些纸质影印本、电子扫描版加以讨论，因此，作者不仅在正文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而且在《后记》当中又再次强调，足见作者对版本问题理解之深，严谨若此，令人钦佩。 《研究》虽然以《礼记》版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他经亦有关注，如“李元阳《仪礼注疏》来源考”一节，就专门讨论了闽本《十三经注疏》之《仪礼注疏》的版本问题。据目前所知，未见宋元刊《仪礼注疏》，最早合刻者为明代陈凤梧，其后有汪文盛、应槚等人，那么究竟孰为李本《仪礼注疏》之底本，不得而知，作者通过细致考察版本特征、比对各本文字差异、参考人物年历，多管齐下，最终推论，“很有可能是依据汪文盛在福州刊刻的《仪礼注疏》十七卷翻刻”（第461页），这一看法，确实最合情理，最有说服力。 《研究》体大思精、包罗万象，上文仅就个人阅读体会，稍作概括，是书真知灼见之处，比比皆是，还需读者细读发现。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理解，如《研究》第429页，作者在比较元刊明修十行本《毛诗注疏》与李元阳闽本《毛诗注疏》之后，认为李元阳在依据翻刻时，对部分文字做过补充，所举例子是十行本卷八第三页，此页为正德十二年补板，有大量墨钉，而李本已无墨钉，全部补齐所缺文字。而笔者在汇校《毛诗注疏》时曾利用江西省乐平市图书馆藏元刊十行本《毛诗注疏》残卷，检此本卷八之一第三页，为元刊印面，并无墨钉，文字俱在，则李元阳闽本所据翻刻本，亦有可能是类似之元刊十行本，其底本即无墨钉，也就似乎不存在补足之事了。又《研究》第338页，国图藏八行本卷二十八第八页为抄补之页，作者认为依据文义当补足所缺二十一字，而潘宗周《校勘记》以为疑窦甚多，故作者云“此等差异详情，不得而知，待考”，足利学校藏八行本此页不缺，对照可知，似无需待考。又《研究》在书末《〈礼记〉版本述略》一章中，提出《礼记注疏》版本中，和本最好，此处和本，似指和珅翻刻十行本《礼记注疏》，作者认为此本最好，但《研究》对和本并未专辟一章探讨，若能有专门文字加以阐述，或可解读者之疑惑。又此章末附《〈礼记〉版本关系图》，其中足利本、八行本共为一格，共同成为潘宗周本、“中华再造善本”诸影印本之祖，似非事实，足利本唯一影印本为《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 作者在全书最后提到，《礼记注》定本的整理，我们已基本完成，《礼记注疏》定本的整理，正在进行中，加之前文提及的《礼记郑注汇校》，都是令人极为期待的研究成果，希望能早日出版，相信这必将与《礼记版本研究》一道构成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成为版本文献研究的经典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