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勘出发的版本研究——评王锷《礼记版本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4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转引自中华读书报 网址链接：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9-07/31/nw.D110000zhdsb_20190731_2-10.htm?div=-1 经书版本研究是经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当下的学术热点。近年来，随着《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影印丛书的出版和海内外图书馆藏书的数字化，越来越多的版本影像得以被研究者利用，推动了经书版本研究的深入发展。新近出版的王锷《礼记版本研究》是首部以现代学术论文形式研究单经版本的著作，对其他各经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王锷教授长期从事礼学研究，注重为学次第，先从目录版本入手，编纂《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全面清理历代礼学研究论著，指示礼学研究门径。次成《〈礼记〉成书考》一书，考察《礼记》撰集成书的过程，折衷众说，提出新见。此后又从事《礼记郑注汇校》的工作，汇集众本，校勘文字，判定是非。在此过程中，作者对《礼记》的重要版本有了不同于既往研究的新认识，故而撰写成系列研究论文，本书正是其中十二篇的结集。编排上，大致按照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注疏本、注疏附释文本的顺序，各系统中再考虑版本的时代先后，又殿以《〈礼记〉版本述略》一文，作为全书之总结，逻辑清晰，结构谨严。 作为一部优秀的版本研究著作，本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巨细靡遗的版本记录。版本学以书籍本体为研究对象，优秀的研究者会关注、记录、分析此版本的所有细节，由此入手，方能得出此书的刊刻时地、递藏源流等重要信息。对于某一版本，本书记录的内容包括：完缺情况、分卷分册、行款版式、卷端卷末题署、刻书木记、字体、避讳、刻工、藏印、批校、圈点、题跋等。这虽是版本研究的基本要求，但要做到记录的全面和准确却并不容易。本书研究的经书版本大都十分珍贵，递经收藏，藏印累累，以往的研究者多是摘录，缺漏甚多，不能全面反映其递藏经过。本书则以卷册为单位，详细记录每一藏印及其钤盖位置，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既往著录的错误。记录藏印之后，还要确定各印的归属。本书作者曾整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对历代藏书家十分熟悉，故能准确判定藏印归属，从而复原出各书的递藏源流。如通过对国图藏八行本藏印的记录，分析出八行本自孙承泽、季振宜、吴泰来、孔继涵、盛昱、完颜景贤、袁克文、潘宗周，最后到北京图书馆的清晰递藏源流，细致、完整程度都超越前人。经书版本中的历代题跋既反映了不同时期学者收藏、利用此书的情况，又是揭示此书价值与版本源流的先行研究，故本书全部录文，并一一分析前人所言之是非。 刻工是鉴定版本刊刻时地的重要依据，故本书对每个版本的刻工都作了穷尽式的记录。具体来说，先逐次记录各卷刻工姓名及刊刻页数，极便读者复核，再做成刻工刊刻页数统计表，非常直观。当今学界可资利用的宋元刻工名录主要有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李国庆《宋板刻工表》、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长泽规矩也《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阿部隆一《宋元版刻工名表》等，但以上诸书或是据他书转录，或是收录不全，距离满足精细化版本研究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当下的版本研究者应以原书或仿真影印本为据，重新清理宋元本刻工，以精细的工作、准确的记录为完备的宋元刻工名录的编成打下坚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八行本原版与补版刻工的细致记录，不仅可以修正既往记载的疏漏，而且可以为学界编纂新的刻工名录提供借鉴。 记录版本信息之后，就要判定此版本的刊刻时地。为此，需要综合考察刊记、字体、避讳、刻工等信息。如婺州本有“婺州义乌酥谿蒋宅崇知斋刊”刊记，婺州是今浙江金华，刊刻地点比较明确。而本书判断婺州本是南宋孝宗时期刻本，则主要依据避讳和刻工。婺州本避讳至“慎”字（孝宗嫌名），但很不严格，多数不缺笔。刻工中姓名完整者仅有李焕一人，曾刊刻《武经龟鉴》《春秋经传集解》等书，其中《武经龟鉴》为杭州刻本，有孝宗隆兴二年御制序。虽然也有刻工重名的可能性，但综合避讳和刻工两方面的信息，推测婺州本刊刻于孝宗年间仍是比较合理的。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细致而全面的校勘工作。作者历时十年从事《礼记郑注汇校》工作，全面掌握了《礼记》的重要版本，故能基于校勘，得出许多重要结论。具体到某一版本，作者的研究方法是，抽取部分卷次，以研究对象为底本，选取其他代表性版本与之通校，列出全部异文，并裁断是非，这要求作者有扎实的礼学基础。然后分别统计底本优胜和错误的条数，就可看出其文本质量与文献价值。以抚州本为例，作者选取绍熙本、婺州本作对校本，以阮刻本为参校本，将《檀弓》篇异文一一列出，统计各本的错误率，抚州本最佳，绍熙本最差。这与《礼记郑注汇校》经过全文通校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说明这种研究方法是切实可行的。通过对比异文，本书也指出了不同版本间的继承关系。如作者抽取《檀弓》篇，以余仁仲本为底本，校以抚州本、绍熙本、婺州本等，通过分析错误的沿袭情况，得出“绍熙本之刊刻，当是以余仁仲本为依据”的结论。十行本是附释文注疏系统的源头，影响深远。作者细致考察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十行本《附释音礼记注疏》，通过与其他版本的对校，指出经过明代多次修版的十行本存在缺页、倒装、墨钉、文字讹误等种种缺陷，质量最差。阮本所据也是这种屡经修版的十行本，之所以能补足部分原本为墨钉的缺文，作者认为是依赖惠栋校宋本的成果。这些通过校勘得到的结论皆坚实可信，为我们深入理解各版本之间的关系，选择整理底本或研究对象指明了方向。 限于当前的条件，作者只能利用《中华再造善本》等仿真影印本和图书馆公布的网络影像进行研究。为了更接近版本原貌，作者仔细比对了不同时期的影印本，指出各本之间的差异，对于研究者正确利用各影印本、避免被误导有重要参考价值。如作者经过校勘指出，潘氏在影刻八行本时对底本错讹多有修正，故不可视为同版。余仁仲本有1937年来青阁影印本，将原本图章全部删除，又对讹文有所修正，与底本原貌颇有差异。即使是仿真影印的《再造》本，也有个别失真和拼版错误处。凡此皆提醒我们在使用《再造》时仍需注意影印本与原本的差异。由此出发，作者阐述了对当下古籍影印的深入思考，包括原样保留所有题签、批点、浮签、序跋、藏书印信息，不改动文字，撰写前言交待影印程序，尤其是说明影印本无法保留的一些文字、版式特征等信息。这些意见对于古籍影印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下的经书版本研究者多致力于宋元版本的考察，而对明清版本较少措意。本书中则有专门研究明李元阳本的内容，作者通过发掘李元阳《游龙虎山记》等文献，指出李氏以御史巡按福建在嘉靖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于是便可将闽本的刊刻时间框定在这一时段，较以往的研究大有推进。这同时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提示我们在版本研究中，不能只关注书籍本身，还要努力发掘与此版本有关的周边文献。 当然，本书叙述也有个别不甚准确处。如页216注②认为乾隆四年校刻《十三经注疏》并撰写考证，可能是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影响。今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享保十六年初刻于日本，十七年由长崎传入中国，当清雍正十年。最初仅在江浙地区流传，其影响至乾隆中期收入《四库全书》后方才显现。乾隆四年时，《考文补遗》传入仅八年，影响不彰，殿本考证受其影响的推测难以成立。又个别刻工名著录有误，如页314、329记录国图藏八行本补版刻工，有“廖先己未岁雕换”。今按，国图藏本经过宋元递修，刷印时间较晚，此页版心较为模糊，故有误认。检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宋刻宋修本，“廖先”实作“庆元”，乃宁宗年号，非刻工名。又页323-324列原版刻工，“沈珎”刻版字体较原版方整，当为补版刻工。此外，本书前后叙述也存在个别失于对应之处。如页69言余仁仲本避讳至“慎”字，当刊刻于南宋孝宗时期，而页103则说“惇”字或缺末笔，书前彩图著录时代为绍熙（光宗年号），前后所言讳字、刊刻时间皆有牴牾。 作为一部优秀的经书版本研究著作，本书不仅厘清了现存《礼记》重要版本的刊刻源流，还摸清了各版本的优劣，更指出了同一版本不同印次、原本与影刻影印本之间的差异。本书既是《礼记》版本研究的重要推进，又为其他单经版本研究树立了范式。版本研究是作者《礼记》研究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基础，作者已经完成《礼记注》定本的整理，《礼记注疏》定本的整理工作也在进行中，我们热切期待这些研究成果早日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