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融与文本书写——以道童事迹及《元史·道童传》为案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1/13 03:11:42 《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尚衍斌 封渊 参加讨论
摘要：本文发掘元明时期的碑刻和地方志资料，就《元史·道童传》传主道童的出身、族别、宦迹等问题进行考述，认为道童并非高昌人，而是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的第七世孙。道童曾为官汉地，出仕江南，是一位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蒙古儒臣。通过对《道童传》及相关文本的讨论，展示民族交流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图景。 关键词：道童；《元史》；蒙古；高昌；元朝 作者简介：尚衍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封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元朝的大一统促进了民族交流与文化融合。随着民族间的混居与交融，民族意识渐趋淡薄，反映在文本书写中，有关族属与来源等民族特征的记述往往模糊或错讹，甚至不乏想象的成分。元代文献中道童所谓“高昌人”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元史·道童传》对传主的家世及其早期任职情况语焉不详。尽管柯劭忞（1848—1933）在编修《新元史》时，对《元史·道童传》多所补苴，可惜未能穷尽文献、辨析史料，故而难以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元明时期的碑刻和地方志资料，拟就道童的出身、族别、宦迹等相关问题做精细考辨，以此对《元史·道童传》的相关内容略事补正。 一、元代文献中五道童辨 笔者翻检元、明传世文献时发现，名为“道童”或“道同”者共五人。一是《元史》本传中的高昌道童；二是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右榜进士道同，字文卿，别十八里畏兀儿氏，曾任将仕郎、江州路录事司达鲁花赤；三是至正年间出任江东廉访使的道童；四是木华黎后裔，即蒙古人道童；五是揭傒斯（1274—1344）《寄题湖广平章道童归耕亭》诗中提及的道童。 在以上五人中，尽管第一人和第二人都出自西域，但并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元史》中的道童号“石岩”，未书字，以“世胄入官”。而后者，其曾祖八扎赤除了担任“宣授管领畏兀儿官”以外，他的祖父小哥和父亲肃安则分别出任过中、低级官员。显然，他与《元史·道童传》主人公的家族背景不甚契合。 至于第三人，即至正十年（1350）出任江东廉访使的道童，是唐兀人，字德章，自号贺兰逸人。钱大昕明确指出其人与《元史·道童传》传主亦非同一人。 第四位道童，见于《元史·木华黎传》，是蒙古名臣木华黎的第七世孙，宝哥之子。 至于揭傒斯笔下的“湖广平章道童”，事迹不详。其诗云： 世臣与国同休戚，上相明农戒满盈。种就园林皆已趣，凿来沟洫任人耕。一门忠孝谁能及，四世侯王不是荣。海内只今多盗贼，未应畎亩独闲情。 上引诗题中的“湖广平章道童”出身“世臣”望族，且担任过湖广平章政事。此人的身世似乎与《元史》中道童的家庭背景有些相似，但仔细辨析史料不难发现，后者不仅缺少出任湖广平章政事的经历，而且任职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大都（今北京）、江西、浙江等地，所以两者亦非同一个人。由“世臣与国同休戚”、“四世侯王不是荣”等诗句不难看出，揭傒斯笔下的道童的确出自官宦世家，一门四世封王，恐怕在当时并不多见。笔者翻检史籍发现，在元代累世封王，其后裔又名为道童者，乃黄溍笔下的哈剌鲁氏柏铁木儿家族。至于柏铁木儿（1287—1326）其人，《元史》有传。该家族在其高祖塔不台带领下迁至漠北高原的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后来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屡建战功，深受倚重。 柏铁木儿的父亲曲枢，因“佐仁宗平内难，迎武宗即皇帝位”，被封为应国公。元仁宗还颁布诏命，推恩其三代，高祖塔不台、曾祖阿达台、祖质理华台三人皆被追封为祁连王，而曲枢本人后来也被追封为广阳王。柏铁木儿历仕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四朝，“武宗之入正大统，王（柏铁木儿——引者注）之功居多”。仁宗继位后，被委以侍御史，去世后被追封为文安王，柏铁木儿的叔父秃忽赤，因子贵追封为安成王，其兄伯都官至中书右丞，逝世后追封为赵国公。柏铁木儿家族，一门五世王侯，封王、拜国公者多达七人，可谓满门显宦，甚受亲重。曲枢患病去世后，族人欲守本俗，柏铁木尔劝曰：“今居乎中国，独不可行先王之礼乎？”于是“躬衰絰，居倚庐，哭踊以节，荐奠以时。后居内忧，亦如之，遂世守为家范”。可谓忠、孝两全。此与“一门忠孝谁能及，四世侯王不是荣”的诗句相互印证，足可信据。据黄溍《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道童是柏铁木儿与其高丽妻子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任右藏库提点（从五品）。藉此可以断定，揭傒斯笔下的“湖广平章道童”与黄溍笔下的道童（哈剌鲁氏）是同一个人，应有别于《元史·道童传》的传主。 二、《元史·道童传》传主事履钩沉 关于《元史·道童传》传主早期的任职情况，编撰者仅寥寥数笔，使读者难以明了其家世与族别情况。而被收入《侨吴集》的《去思碑》对道童出任平江路总管之前的任职情况记述不多，仅言：“公世系出高昌望族，由儤直殿省，初命宣授承直郎、中书省舍人，一再为监察御史，比三佥广东山南廉访司事，及今之为平江也，凡十有三命于朝矣。”这段史料较清楚地介绍了道童早期的任职经历，弥补了《元史·道童传》记载过于简略的缺憾。 据《元史·道童传》和《元史·宰相年表》，至正元年，道童出任大都路达鲁花赤，后转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七年三月，擢中书省参知政事；八年（1348）冬，担任江浙行省右丞，不久升任本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一年迁转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以上任职经历得到成化《杭州府志·名宦传》以及嘉靖《浙江通志·官师志》的证实，足可信据。道童在担任江浙行省右丞期间，曾敦请儒僧雪窗复出，重新主持平江承天能仁寺。 综上不难看出，至正七年，道童出任中书宰执，官位显赫。从至正八年到至正十一年间，他主要在江浙行省任职。周伯琦（1298—1369）有一首诗，题为《还至钱塘浙省开宴湖山堂泛湖而归纪事三十韵简道同平章诸公》亦能佐证。诗云：“相国秉周礼，张宴欲罄欢。款言劳行李，远自青云端……主赋皇华诗，诹度道里难。宾奉甘棠咏，南国磐石安。”这首诗应作于至正八年三月。其时，周伯琦奉命从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任上北拜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一职，途经杭州时受到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道童的盛情款待，遂吟诵此诗表达谢意。周伯琦诗题中的“道同”，与《元史·道童传》主人公的名字读音相同，且职衔及任职时间同，应是同一个人。至正八年前后，因其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有“道同平章”之称谓。 清人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收录了道童的《送都元帅述律杰云南开阃》一诗，编者在“道童小传”中称：“道童字□□，□□人。官太常礼仪院佥事。”太常礼仪院，主要负责掌管大礼乐、祭祀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宜。那么，道童是否真的担任过太常礼仪院佥事？所幸的是，我们可以从周伯琦的诗句中找到答案。其诗曰：“十年尘禁从，一朝摄祠官。”前句与《去思碑》中的“儤直殿省”相互印证，说明道童具有出身怯薛的经历。后句中的“祠官”，则指掌管祭祀或祠庙的官员。如此看来，顾嗣立必有所据。至于道童何时担任“祠官”，史无明文，无从查证。 道童其他任职经历，洪武《苏州府志》卷20《牧守题名》亦多所记载：“道童，通议大夫，（后）至元二年到任，改除江淮财赋都总管府达鲁花赤。”同书卷26《名宦传》亦称：道童，高昌人，自号石岩，“由承直郎、中书舍人累迁州达鲁花赤，拜监察御史，历廉访佥事。后至元二年，自信州总管转通议大夫、平江路总管”。那么，道童究竟在哪个州担任达鲁花赤？弘治《重修无锡县志》卷11《宦绩》记载说：“道童，蒙古人。延祐五年，由中书省舍人迁本州达鲁花赤，在任恩威著明，作厅壁记，刻石尚存，历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封司徒，自号石岩，《元史》有传。”康熙《无锡县志》卷16《遗爱》篇谓：“道童，蒙古人，自号石岩，以世胄入官，由中书舍人迁本州达鲁花赤，沉毅寡言，有威惠。后官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陈有（友）谅攻江西，（道）童与火尔赤不相能，城且陷……谥忠烈。” 结合以上史文，我们就《去思碑》有关道童“及今之为平江也，凡十有三命于朝”的记述略加阐释。在出任平江路总管之前，道童最初担任东阿县达鲁花赤，后为怯薛，再由怯薛拔擢为宣授承直郎、中书直省舍人，再后迁转无锡州达鲁花赤，而并非如《去思碑》所言“一再为监察御史”。离任无锡州之后，道童官拜太常礼仪院佥事。也就是说，道童在履职县达鲁花赤、怯薛、中书直省舍人、州达鲁花赤以后，才被任命为“祠官”。后来，转任监察御史。元代由太常礼仪院官员转任监察御史者不在少数，别儿怯不花由同知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巎巎亦由同佥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唐兀人福寿由佥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唐兀吾密氏卜颜铁木儿则由太常署丞拜监察御史。据此不难判断，道童等元代官员从太常礼仪院佥事转任监察御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道童由监察御史出任廉访司事，也属于元代官员升迁的正常途径。其后，又由通议大夫、信州路总管迁转通议大夫、平江路总管。 由以上考述不难看出，道童先后在不同的机构任职九次，如果再加上两次授予的散官称衔，共计十一次，此距《去思碑》所谓“十有三命于朝”还差“二命”。笔者认为，这十三次任命的职务分别是县达鲁花赤（中县，正七品）、州达鲁花赤（中州，正五品）、太常礼仪院佥事（从三品）、监察御史（正七品）、廉访司佥事（正五品）。由于信州路总管与平江路总管的官阶和品秩相同，而失载的两次散官职衔又均为通议大夫，所以路总管和通议大夫分别计算一次。至此，道童被朝廷十三次委以重任的任职经历大致得以复原。 道童在江浙行省任职的时间最长、任职岗位最多。江浙一带是财富聚集之地，也是元代政权得以赓续的经济来源。道童在平江路任职期间，该地“民气破伤，重以贪残侵牟，费出无艺。旧号兼并而以财雄吴天下者，数年来困于诛求，殚于掊剥，至荡析奔溃，父子兄弟不相保”。为了振兴当地经济，道童不仅派属下核查民众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而且在平江征收夏丝二万一千余斤，以确保朝廷赋税征收的数量。据《去思碑》记载，道童“持身严，烛理明，决事敏，待人直”。当平江路遭遇旱灾时，他“宿公署，屏酒肉，恐惧修省，祈哀百神”，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履职良知。平江虽是富庶之地，道童却一无所取，以至于家“无方田以耕，无区宅以居”。当他离开平江时，当地民众为了铭记他在“凶岁”年景中的付出与治迹，特委托耆老持书状前往宁国请汪泽民为其撰述《去思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