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6:11:13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魏源面对封建衰世也猛然惊醒，他痛心疾首地批评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指斥那些“窭陋之臣”的封建官僚和“腐儒鄙夫”的士人，“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粉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鸠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4）”魏源也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封建君主，他称“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瘘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5）”他还进一步指出：“天子者，众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6）”虽然魏源把君主的过错归结为受官吏的影响，不及龚自珍那样直接、深刻，但对君主指责的本身就是对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观念的挑战。 魏源的忧患危机意识也非常强烈，他感到清朝所面临的危机十分严重，远远超过了明代。他指出：清中叶以来，“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7）”总而言之，清代所面临的危机比明代更险竣，明代未能走出这些危机而灭亡，因此清朝如不能探寻良策，解决危机，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除龚、魏以外，其他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士人也都感到危机的来临，他们面对危机忧心如焚，宁愿冒着冲撞封建权贵，遭受迫害的风险，也要大声疾呼。他们“以经术作政治，慷慨论天下事，”希望能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唤起更多的人从梦中惊醒。 正当他们为内患担忧的时候，中国又面临空前未有的外患，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展开了侵略。内外危机相互影响，相互刺激，使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瓦解，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鸦片战争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焦点从内忧转到外患上。 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部分卓有见识的士人已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如包世臣较早地洞察到英国对华的侵略企图，指出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外部危机，其患之烈，不会在明朝倭祸之下。他呼吁应及早采取防御措施，虽然“目前无事，正可苟安，一官如传舍？”可是，一旦英国对中国进行侵略，“轻犯祸始，是则非世臣所敢知也。”“十数年后，虽求目前之苟安，而不可能，必以忧患贻君父。（8）”龚自珍也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十余年就洞察到英国殖民者的侵华野心和阴谋，指出英人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侵略掠夺中国，一旦要求不能满足就可能发动军事侵略，因此国人应早做准备。同时他也注意到沙俄对我国北方领土的蚕食，及时加以揭露。并提出了移民西北，巩固塞防的建议（9）。魏源也看到西方国家经商的背后往往伴之以武力掠夺，他揭露道：“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削其精华。（10）”“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藩属，或夺踞为分国。（11）”因此，对英国及其西方国家要保持高度警惕。 随着鸦片烟毒泛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官绅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他们纷纷建议严禁鸦片，并把鸦片之害与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民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黄爵滋指出：鸦片不仅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清政府的财政金融危机，而且也对中国人身心造成严重危害，他称烟毒“蔓延中国，横披海内，槁入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12）”包世臣指出：英人“三十年来，造作鸦片，以害中华，每岁取中华银不下四五千万。（13）”陶澍则痛斥“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14）”魏源也称“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15）”林则徐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进步士人对鸦片祸害的看法和对危机的分析，他写道：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16）”对鸦片流毒的担忧，不仅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而且也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反响，并触动了清朝统治者麻木的神经，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危机的来临，从而下决心严禁鸦片。 发现危机，发出警告，要求应变，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契机。鸦片战争时期的内外危机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危险，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会。对于虚矫自大，固步自封的顽固派来讲，危机就是陷井、死亡；而对于具有清醒的忧患意识，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来讲，则是走上新路的转机，是通往希望的大门。19世纪中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复苏，使他们能够发现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内外危机，从而把天朝上国的神话，康乾盛世的美梦打破了。在他们的倡导下，禁烟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这是中国对挑战和危机所作出的第一个积极的反应，中国呈现一线否极泰来的转机。可是，封建制度已是腐朽不堪，完全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自我调节功能，统治阶级变得无可救药的腐败，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卓有见识的林则徐等人反因抗英获罪，而妥协投降的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却受到重用。战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不以战败为耻，反以签订卖国条约为荣，他们宣称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是“抚远”、“羁糜”政策的胜利，该条约签订后可以“永杜后患”，使英人不再“有所借口挟制”，因而是“万年和约”（17），天朝上国又可以平安无事，于是统治者在一阵惊骇之后，又继续酣睡如梦。正如《软尘私约》所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喜，大有雨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1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对危机的恩考，他们已感到鸦片战争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他们痛斥投降派官僚的卖国，反对签订和约。如董宗远痛心疾首地奏称：投降派“视居官如传舍，但求目前苟安，绝不为国家久远计。不知以现在夷情度之，即苟安亦未必能也。”《南京条约》签订，“则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边境自此多事矣。（19）”广东士人也在《公檄》中痛陈危机：“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有更甚于南宋奸佞之所为者。”“直是开门揖盗，启户迎狼，”使侵略者“逼近榻前，益增心患，窃恐非常事变，诚有不可言语尽者。若他国群起效尤，将何以策应，是则英夷不平，诚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20）” 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旦复苏，就表现得那样强烈深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外国侵略，进行改革、维新以及革命的伟大精神动力。正如魏源所写：“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实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21）”正是忧患意识使进步的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产生进取精神，从而不断追求、斗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