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北新疆和东南海疆同时陷入危机。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领西征平叛得胜之师，屯兵六万，厉兵秣马，与俄军对峙，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预料中俄战争将难以避免。
东南方向，正在飞速崛起的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悍然宣布将琉球撤蕃立县，改名为冲绳，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琉球国王派出的秘密使节，向中国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国尽快出兵。抗日情绪同样充满了大清朝野，主战的奏折雪片般的飞进紫禁城。但是，激情并非实力，口水绝非拳头，大清国根本没有两线作战的实力，只能在陆地与海洋、“塞防”与“海防”“固疆”与“保藩”抗俄与抗日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披着羊皮的熊
在耶稣基督诞生1870年后，他的中国“弟弟”洪秀全在经历了对酒、色、财、权长达10年的过度消费后，终于在南京城死去。一周后，“天国”的首都成为地狱，破城之后的湘军在最高统帅部的默许下，用一场残暴的屠城向北京发出了平叛胜利的“伟大”捷报。
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并没有多少值得庆幸与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当实力的太平天国余部之外，遥远的新疆也在此时发生了叛乱，叛军势力星火燎原，整个大西北被彻底震撼。叛乱最为严重的南疆地区，一时兴起了多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终将到来的清剿，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求援。浩罕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着相当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领，进入喀什噶尔。随后，阿古柏鸠占鹊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哲德沙尔”（即“七城之国”）。阿古柏开始迅猛地扩张，立即引起了俄国的警觉。
此时的俄国，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飞速发展。不久前废除农奴制，成为这个国家步子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大大解放了思想，也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俄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原料主要源自美国。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导致棉花难以出口，俄国的纺织业陷入停顿，经济界强烈要求向中亚进军，将中亚变成俄罗斯的棉仓。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俄国的宿敌英国以印度和波斯湾为基地，成功堵截了俄国南下的通道，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失败，也令俄国难以在巴尔干半岛扩张。
1863年，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俄国不得不调动了陆军总兵力的一半，心力交瘁，在欧洲已经难以采取攻势，于是转头向中亚发展。富饶的南疆迅速成为俄国觊觎的中心，并且试图以此作为桥头堡，从大清帝国攫取更多暴利。
俄国的老对手英国也在新疆展开激烈的角逐。为了保卫作为英国最大殖民地的印度，英国必须在印俄之间建立缓冲区，因此，与俄国的颐指气使不同，英国对阿古柏猛抛媚眼，既支持他对抗俄国，又试图限制他不能过度地刺激中国。
对于俄国的傲慢，阿古柏几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双方在边界线上剑拔弩张。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阿古柏还得到了英国的强大军援，并在英国协助下与土耳其建立了特殊关系，承认土耳其对其拥有“宗主权”。面对这样的硬骨头，俄国不敢轻易下口，转而支持中国平叛，试图用中国的力量来削弱阿古柏。
这样的国际政治夹缝，为阿古柏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他借英抗俄以确保自己西线的安全，腾出手来全力向北向东扩张。
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军攻陷了伊犁地区战略重镇惠远城，随后，相继攻占了库尔勒、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等。西陲警报频传，但大清国依然无暇西顾，在“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下，剿灭卧榻之侧的捻军成为首要任务。俄国却沉不住气了，频繁向中国表示愿意出兵助剿，但中国没有表态。
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国人举行了一次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后决心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一则迟滞阿古柏势力坐大，二则占据对华的军事先机。负责新疆事务的俄军将领克鲁泡特金坦率承认：“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 会后，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攻占面积总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此时，左宗棠已经率领大军移驻兰州，积极准备入疆平叛。随着俄国在伊犁建立军管殖民政权，南疆的局势更为复杂。左宗棠因此确定了“缓进速决”的战略，计划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筹粮筹款、整顿军队等艰巨的准备工作。
东海饿狼
就在俄罗斯铁骑踏入伊犁的同时，在遥远的台湾岛，一场飓风带来了一艘琉球国渔船，船上的渔民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0余名琉球渔民被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个岛国，位于中日之间，从明代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藩属。日本随后也以武力强迫琉球入贡，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中国对待藩属，历来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只要称臣纳贡，一般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为了“布国威于万里波涛”，积极向外拓展，第一目标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台湾。
俄军攻占伊犁当年（1871年），明治天皇亲政，一改幕府时代将琉球作为外国对待的基调，重新定位其为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琉球藩，以便为最后吞并做准备；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布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纳大藏省。如同俄国为了解除中国的顾虑而宣称“代为”收复伊犁一样，日本人为了减少国际压力，高调宣布日本政府将完全承认和严格执行此前琉球与列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如获至宝，迅速拟定了“琉球处分”计划，决心一箭双雕，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同时对中国进行武力侦察。
日本的计划是，以琉球漂民事件为理由，攻击台湾。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成果斐然，综合国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却羽毛未丰，不得不先进行外交试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出访大清国。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惩处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提，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日本领土，仅此一点，日本就能大有收获。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本将自行处置。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主权，又以各种方式推脱“琉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 间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日本并无必胜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面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中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中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将攻占台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军从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出任钦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准备武装抗击日军。日军在台湾的“讨伐”并不顺利，受到了当地土著的顽强抵抗，加上时疫流行，减员严重。在列强调停下，中日两国半年后（1874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 约》，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台湾所修的道路、兵营等，折款40万两由中国方面“愿留自用”。在这一条约的导语部分中，明确说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至此，日本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斩获，但在琉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日本代表团顾问、法国法学家巴桑纳表示：“1874 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 最幸运的成果之一, 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抗俄还是抗日？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中国的注意力被新疆牵制，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动作。
此时，琉球问题带给大清帝国的刺激，远远高于新疆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连昔日羸弱的日本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扩建海军的努力迅速被日益严重的新疆问题所阻断。左宗棠的西北备战已经基本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财政资源和国防经费，究竟应该是满足新疆的平叛，还是先兴建海军？一场有关“海防”“塞防”的大争论在大清展开。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海防建设刻不容缓，而且，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经营“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尽天下财力西征，不如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政权，接受其称臣入贡，将节省下来的塞防费用转而建设海军，对抗日本。 “塞防派”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抗俄优于抗日，新疆决不可弃。左宗棠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放弃新疆，将令整个中国失去西部的国防缓冲地带，只能导致今后的“塞防”成本更为高昂。而且，不战而弃新疆，对于民心士气及朝廷威严都将是沉重的打击，也不利于加强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当时的大清精英阶层普遍将俄国看做是战国时的强秦，危害最大。林则徐在伊犁“靠边站”时，就曾严峻地指出：俄国“将来必为大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俄国“尤为中华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则认为：“泰西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摈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师不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志，辄思发愤为雄……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之势也。”
“海防”与“塞防”的选择，对大清中央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两相比较，“塞防”似乎更为紧迫：一、日本人的目标还只是琉球，而非台湾，琉球远在波涛之中，即使弃置，也还不伤根本；而新疆与内地山水相连，一旦失守，整个国防西线立即崩溃，无险可守； 二、琉球毕竟只是藩属，关乎“面子”，并不直接牵涉到军事或经济上的实际利益，而新疆则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里子”；三、俄国与日本相比，威胁更大。俄国既不同文，更不同种，而且力量强大；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而且力量还比较弱小，即使翻脸，也容易善后； 四、危机紧迫程度不同，新疆危机迫在眉睫，稍有延误，则整个西北局势就会糜烂，而琉球乃至台湾危机，还在萌芽发展，对日以防为主。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
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天山风雨
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统帅三军，入疆平叛。左宗棠的方略，核心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平叛，暂时不触动对俄的伊犁问题。左宗棠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收复乌鲁木齐，这既是俄国人当时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也是稳扎稳打所必需的。
左宗棠在战场上进展顺利，1876年3月，其总部移驻肃州，不久平定了天山北路，而阿古柏的前沿设在达坂城，双方隔岭对峙。
不久，阿古柏病死，左宗棠督促军队加紧进攻，顺利收复喀什噶尔，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平叛任务，取得了晚清军事史上罕见的辉煌胜利。
俄国人看傻了眼，此前毕竟许诺过，只要中国军队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伊犁。此时见中国军队平叛如秋风扫落叶，便开始反悔，赖着伊犁不还了。左宗棠也早有准备，在平叛过程中，有将领就曾建议他趁着俄国与土耳其再次大战的机会，直接攻取伊犁，但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故意留下伊犁孤城不打，而将伊犁周边地区一举收复，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在军事上也摆出了威慑的阵势。
俄国方面已无法拖延，遂开始与中国谈判归还伊犁的问题。由崇厚率领的大清国代表团于1878年底到达圣彼得堡。俄国要求，如归还伊犁，中国必须补偿俄国军费，在通商方面给予特别优惠，同时还需向俄国割让部分领土。崇厚不待国内批准，就以全权钦差大臣的身份，在俄国提出的《里瓦吉亚条约》（Treaty of Livadia，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等文件上签字。
如果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将只能收回一座孤城，而伊犁周边的所有战略要地，都将永久地割让给俄国。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张之洞就曾指出：“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
左宗棠说：“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他提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一方面重新谈判，另一方面积极备战，“诉诸于武力”，并且主动请缨。
全国上下抗俄热情高涨，倒霉的崇厚一回国就被逮捕，从重判处死缓（斩监候）。中俄关系急降到冰点。感到颜面扫地的俄国，一方面在伊犁地区大举增兵、尤其是增强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巡弋渤海和黄海，摆出可能攻击华北腹地的架势，战争风云笼罩中国。
大清政府则一方面派遣经验丰富的驻英公使、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一方面积极备战，左宗棠亲自率军屯驻哈密，随带棺材，以示必死的决心，做好了和战的两手准备。
日本趁火打劫
中俄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东海再度告急：1879年3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将琉球撤蕃置县，琉球国王必须移居东京。琉球问题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了。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1877年）后，日本就屡屡要求琉球废止“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废止藩王接受中国册封的惯例，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琉球今后与中国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务省处分。琉球国王一边与日本软磨硬泡，一边向中国求援。
负责对琉球联络的闽浙总督何王景、福建巡抚丁日昌，在转呈琉球国王咨文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对中国并没有大的利益，只是考虑到琉球已经“恭顺”了数百年，“何忍弃诸化外”，如果对琉球的求援“拒之过甚”，那么列强可能会认为中国不能庇护属邦，这将引起属邦的离心离德。根据他们的建议，大清中央命令即将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立即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
何如璋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终将成为中国的大敌，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及中枢机构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
得到国内的指示后，何如璋即开始对日交涉，但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强悍，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日本政府认为，这样的照会是一种“假定的暴言”，深深地伤害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感情，要求何如璋当面道歉，否则不再继续商谈。
事情至此闹僵，谈判转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中央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何如璋在态度上强硬毫无意义，“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李鸿章在发给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认为何如璋办理外交“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并且与其副手也难以和睦相处，“出好兴戎”，过于“冒失”。外交第一线的何如璋与外交决策机构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开始武装对峙后，日本趁机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请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中日之间居间调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条约》，证明中国早已承认琉球是日本所属，格兰特也无奈，其华裔随员在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陈“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
在格兰特调停后，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而中国则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多次拉锯之后，新疆问题再度进入关键阶段，种种迹象也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得新疆 失琉球
1880年7月，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开始了艰难的中俄谈判。大清政府对这次亡羊补牢的谈判准备相当充分：为曾纪泽配备了马格里（Dr.Macartney）、日意格（M. Prosper Giquel）等熟悉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为保持电讯畅通，中央还特别拨款兴建京沪电报线，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国际电报终于延伸到天子脚下；左宗棠大军将伊犁地区团团包围，一边大练武，一边搞屯田，逐渐转化为生产建设兵团，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则大举采购先进军火。
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相当有利。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年）结束，俄国虽然取胜，但元气大伤。除了英国积极反对俄国在新疆的行动外，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表示反对，它希望俄国将对付德国作为重点。在整个欧洲，除了德国想浑水摸鱼、鼓动俄国东进外，几乎无人愿意看到俄国在新疆有任何收获。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纪泽的外交斡旋进展顺利。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领土方面，俄国向中国归还伊犁，但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贸易方面，俄商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边民国籍方面，伊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持中国籍或迁居俄国加入俄国籍。
尽管并不完美，但如此成果也已经难能可贵，左宗棠高兴地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他赞赏曾纪泽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大清海关的洋干部、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认为：“外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Lord Dufferin）感慨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 未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它已经吞进的土地。”
与此同时，左宗棠再次向中央提议在新疆建省，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新疆终于废止了实行数百年的军府制度，开始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湘军名将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自此，中国在新疆的主权维护更为扎实稳固。
在确保新疆问题顺利解决的同时，大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搁置的策略。
当时，对日俄联手的顾忌是中国的主流意见。李鸿章认为，利用中俄冲突谋取自己的利益，不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国莫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对俄交涉成功，则各国都会暂时死心，对俄交涉若不成功，则各国都会“萌其诡计”。
因此，李鸿章主张对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样强硬，也不必答应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而是采取拖延办法：“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敌人，唯有用 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
张之洞也认为，对日应该拖延，“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且应当与日本订立不得助俄之约，等到与俄国交涉完毕，再来从容料理对日交涉。左宗棠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高喊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征日的建议，不仅“先蹈危机”，而且“虚声震撼”，毫无意义。
李鸿章深刻地指出：“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使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新疆问题解决后，大清国还来不及考虑琉球问题，法国人又染指越南。几经延宕，日本的实力迅速增强，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朝鲜问题也成为焦点，最终连台湾也沦陷于日本之手。琉球问题被不断地搁置再搁置，中国的宗藩体系迅速瓦解，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疆大漠上的狂风。俄国与日本，从此双双成为中国最为凶险的敌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会竭力在表面上轮流扮演出中国好邻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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