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事变对张杨训词 中华民国25年12月25日在西安讲 蒋介石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向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於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馀言，两月来之父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画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馀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馀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负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著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觅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对下，觉无丝毫愧怍也。 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於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舍己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卤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於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只知有国不知其他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栽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