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於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网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余当时屡言∶如余在西安允许尔等，签署苹字於尔等之要求，则国家等於灭亡；盖余为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於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无论个人与国家民族，如人格丧失，则虽生犹死，虽存必亡。余平时既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任何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对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於灭亡。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於一切，国家利益重於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知部下也。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馀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於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捐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