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成了盛世才的“出气筒”
     一个个矛盾冲突，如同一根根导火索，在盛世才狭隘的胸膛中迅速燃烧起来。“三全大会”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个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个中的缘由，还要从１９３８年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说起。
     １９３８年８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他要向斯大林要党票。自盛世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全区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便沾沾自喜，感到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可以与莫斯科讨价还价了。
     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请邓发到督办府商谈事情。他表情谦恭地请教说：“我到莫斯科后，在与各方面接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的工作呢？”
    邓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凡事都用笔记起来。”
    盛世才听了很高兴。
    时隔几日，盛世才又找来邓发，还是请教以上问题。
     邓发仍旧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说：“如果见到斯大林同志，不仅要谈新疆建设的成绩，中共在新疆同志的好处，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可以说，包括我本人在内。”
    邓发还说：“对苏联顾问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说，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可以说，甚至苏联驻迪化领事的缺点也可以谈。”
     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坦诚相见的实在话，对于内心狭隘阴暗的盛世才来说，听后反倒满腹狐疑。他认为，自己是去苏联观光的，不是去说人家坏话的。他认为邓发另有企图。
    盛世才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加入共产党等几项基本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绝了。一个月后，他扫兴而归。
     盛世才回到迪化的当天，邓发即到督办府去看望他，与他寒暄。出于关心，邓发又问起盛世才去莫斯科的情况，问他向斯大林提出的请求是否都解决了。不想，盛世才恼羞成怒。他认定是邓发在捣鬼，才使他的预定目标没能实现。
     紧接着，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莅会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人的名单，恰恰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而大会的成功召开，又使与会代表对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这使盛世才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群众。他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艰苦忠诚地帮助他的工作，看作是企图夺取新疆的政权。
     于是，盛世才想尽各种办法，在职权上限制，政治上打击，极力削弱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他重新重用那些曾被他抛弃的、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部下，有意制造摩擦。
     １９３９年５月，盛世才首先改组反帝会，将副委员长黄火青调到边远的阿克苏地区担任行政长。一些担任部长或科长的共产党员，换的换，调的调。有几位很尽职的科长也被调到人口稀少、几乎全无汉人的边境小县当副县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些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的青年干部，也同样受到打击或撤换，使积极有为的干部不敢接近共产党人。
    然而此时，盛世才的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公开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正因为如此，盛世才便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到邓发的身上。
    盛世才曾三次约毛泽民谈话，大肆污蔑邓发，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三全大会”后不久，盛世才借口找毛泽民谈其他事情，把他请到督办府，实际是发泄对邓发的不满。盛世才说：“你也看出，我近来的态度较之过去有些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方林引起的，他对我不诚实。我原来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而不料，在我去莫斯科前的第二次谈话中，他有意跟我耍把戏。要我将你们和顾问、教官的缺点报告给斯大林先生，使我同苏联、同中共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是方林的阴谋。”盛世才又将修改反帝会章程的事，以及歌集上领袖头像排列顺序的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两三个小时。他一再说：“这些事情虽然是别人的过错，我就不相信方林没有看过章程，以往我和你们写的文章都要送给他看。”看来，“三全大会”的那口恶气，他还没有咽下去。
     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反帝会章程方林同志确实没有看过；歌集是偶然发生的闪失；告诉斯大林我们的某些缺点，更是表示督办诚恳地信用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缺点在所难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耐心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
     １９３９年５月，就在毛泽民去苏联养病之前的一天晚上，盛世才又约他去谈话。作为道别，毛泽民首先向盛世才汇报了自己来新疆１５个多月的工作。在毛泽民等共产党干部的大力帮助下，新疆度过了经济危机，建立起正常的财政、金融秩序，财政收入增加，金融运转良好。遵照盛世才的指示，毛泽民拟定出１９３９年度的预算计划和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新疆经济发展的新的三年计划。
     盛世才对毛泽民说：“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你这次去养病只能去４个月，必须回来执行你所拟定的计划，帮助新疆建设。你这次去苏联，实属不得已，待养好病后，必须回来，不能在那里求学。这是我同意你去养病所必须告诉你的条件。”
     说到这里，盛世才把话题一转，又开始恶毒地攻击起邓发来。除了老调重弹外，他又耍起挑拨离间的伎俩。盛世才知道毛泽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怀好意地指责邓发有意排挤湖南人。他挑拨说：“周小舟是毛主席介绍来任八路军联络员的，方林说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来‘一只手’来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来电，要留他在新疆担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将他送走，还推脱说，他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已经迟了。这也是排斥湖南人。”
    盛世才还不无得意地说：“我这里有延安发来的电报，具体日子可以查！”
    接着，他又说：“我要方林将新兵营的李卓然调出来工作，他不肯，因为李卓然是你们湖南人。”
     “王明先生回国后，方林认为国际代表一定是他，后来毛主席派任弼时去了，因任弼时也是你们湖南人，方林的脸色都不像从前了。”
    ……
     盛世才说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蔡树藩不幸负伤，后被截去左臂。其实蔡树藩是湖北汉阳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说事，是有意无事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