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请苏联政府更加加强驻迪总领馆的外交工作，从这方面采取各种方法来转寰（圜），这是更有可能。同时，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同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我个人意见，最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
     毛泽民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是一份详细揭秘新疆军阀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高层领导关系变化始末的绝密文件。然而，欧洲的战火一触即发，新疆形势更显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微小的信息不慎走漏，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后果。此时，毛泽民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库其诺中国党校，由于没有可靠的递信人，他将《报告》慎密地收藏着。几天后，这封密件通过专人转交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手中。
     毛泽民的初衷是将《报告》提供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参考。他在写给任弼时的附言中谦逊地说：“报告拉杂地写了一些，因为我很少写过东西，故不能有系统地写出。兹寄上，作你的参考，请你代为写成大纲提交国际。”
     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作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转交报告时，毛泽民还特别要求任弼时，请他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总书记重申新疆形势变化的真实状况，希望共产国际出面，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的僵持关系。
     １９３９年９月中旬，周恩来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周恩来讲述了他途经新疆时会见盛世才的情景。周恩来特别谈到，盛世才的态度很强硬，断然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方林在迪化，最好不要让我看见。”
     按规定，邓发在新疆的任职期限还有４个月。周恩来答应，在此期间，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代为进行。可是，让周恩来感到棘手的是，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增选），即使其他人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遇到问题还是要请示邓发。
     毛泽民在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于１０月５日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首页的右上角，毛泽民用钢笔重重地写下“绝对秘密”４个字。他再次向共产国际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尖锐指出：“盛之为人，盛的缺点，以布尔什维克眼光看，是很不好的。”但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考虑，“今天是统一战线，他今天在苏联帮助下，还保存了新疆没有入帝国主义手中，今天还想与苏联和中共弄好，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弄好。才能符合一切为了抗战与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今天盛与国民党比较起来，还是进步些”。“因此，为了顾全统一战线，为了保全苏联、国际与中共各方面之联系，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等”，“党最好另外派人去新疆领导，才能避免盛那些不必要的误会。因此，我认为另外派人为最好”。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是一致的。不久，周恩来便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指示他务必不要在迪化滞留”。
     １９３９年春天，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已从苏联回国，途中在迪化停留。陈潭秋奉命接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带领中共在新疆人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同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更加灵活巧妙的斗争。
     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的这次机会，无论是对莫斯科还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显得非常重要。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莫斯科之行更充满了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