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二天的采访，她也谈了一点，她说我之前看了外国人写的邓小平传记，我看了好多你们文化革命什么的书，所以我就要多问些国内的问题。具体哪些问题她没有说。
    结果就是，第二天她问了那么多刁钻的问题。
     正式开始提问，她一上来就说毛泽东，她说以前她到中国，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像，这次她从饭店到人民大会堂这里，就只看到一幅。她问：“以后你们还会在天安门保留毛主席像吗？” 我听了这样的开场，就觉得来者不善，她是要讲毛泽东的事情。法拉奇连续发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
     我当时感到这次采访很敏感，我感觉邓小平好像是有所准备似的，听她问了这些问题邓小平很愿意回答，侃侃而谈，好像很愿意通过她让外面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你想想看，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内也是有疑虑，思想也是很混乱。
     1980年1月份，华国锋会见一个非洲国家总统的时候，这个总统一坐下来就说，听说你们在批判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当时争取独立，就是拿着小红宝书。哎呀他很厉害的，一坐下来就是那样说，很不客气的，他们很着急。这些都是一个信号，要让国外正确了解我们的改革开放，国内思想稳定。我感觉邓小平同意接受法拉奇的采访，他是有所考虑的。
     开始翻译的时候我是有些嘀咕，而且我们领导也说，要是她有些问题问得太出格的话，让我翻译时措辞上稍微给缓一缓。后来我发现用不着，因为邓小平也挺喜欢这种针锋相对、单刀直入的提问，两人的交流，气氛还是很好的。互相你来我往，讲得很快，但是谈的都是很实质性的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地忠实翻译。谈到12点多时，邓小平提出还可以再谈一次，约她再谈，她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么蹦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