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她是远古时代“三皇”之一。相传女娲曾抟土造人，被视为人类的始祖。她炼五色石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发明笙簧等乐器，为女媒而设置婚姻，是中华民族的总先妣。其丰功伟绩，从远古流传至今。
    女娲之名，始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郭璞注：“女娲，占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此腹变为此神。”《楚辞·天问》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云：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
    
    
    女娲 采自清肖云从《离骚全图》（资料图）
    女娲造人神话有二：
    

    袁珂先生认为，女娲在多次诞育人类之过程中，诸神俱同参加造人工作，有助其生阴阳性性器官者，有助其生耳目臂手者。女娲功烈，非仅造人，又兼补天。是女娲者，诚天地初辟摩肩盘古之大神矣。可见女娲最早是以她化育万物的能力而被人崇拜的。（《山海经校注》）
    
    
    伏羲 女娲 汉代 画像石（资料图）
    女娲据说就是从蛙图腾演变而来的。《说文解字》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杨文堃《女娲考》认为“娲”与“蛙”同，女娲是蛙图腾氏族的女氏族长。何星亮《图腾与神的起源》指出，“女”与“雌”义同，“女娲”即“雌蛙”，说明女娲似为雌蛙图腾神，后来其名演变为“女娲”。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布朗族就认为他们的祖先形象即是半人半蛙。
    
    
    伏羲 女娲 汉代 画像石（资料图）
    伏羲执规，身部刻有日轮。女娲执矩，腹部刻有月轮。
    蛙纹在黄河中上游广大地区的彩陶装饰艺术中亦较为常见，且形象丰富多样。从其出现到消歇，延续了从半坡类型到庙底沟、到马家窑、到半山、到马厂、到齐家文化的漫长的历史跨度。蛙纹一般画在碗或盆的里面，画工有意识地将体部画成圆形，置于正中，加上四肢和头尾，使整个画面显得非常匀称和谐，妙趣横生。为了使臀后不致出现大片白地，又故意加画了一个肥厚的尾巴。至马厂类型彩陶上的蛙纹，就已逐渐走向几何形化了。
    人面蛙纹作曲肢状，往往描绘在双耳陶罐的腹部和肩部的视面，有些有人头，有些无人头。边家林类型出土一陶盆内，舞蹈人形姿势与陶罐人形纹一致，而且人头有眼、嘴的细节表现。青海柳湾出土两件双耳陶罐，一件人首蛙身，人首五官毕具。另一件只有上肢，人首五官也是清楚的。根据青海柳湾出土一件双耳陶罐，其上隐起浮雕一女性人体和马家窑文化所绘蛙纹往往体大肢小的一致风格，推定马家窑文化陶器上所谓人形纹为人属人或者扮成蛙的姿势，或者穿上类蛙的装束，从而体现生殖崇拜的意义，似乎更符合实际。
    
    
    蛙纹 彩陶 马家窑文化类型（资料图）
    变形蛙纹作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上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体现了远古人们对于繁衍生殖的渴望。青蛙产下许多卵，孵出许多蝌蚪，正是繁衍旺盛的象征。蛙形的图案，尤其是程序化、抽象化了的图案，又很像是人的样子。这一看法，还可以从其它原始艺术中的蛙形象得到印证。
    
    
    蛙人 岩画（资料图）
    蛙形除了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中外，还出现在宁夏黑石峁岩画、广西左江岩画、甘肃黑山岩画、內蒙狼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云南元江岩画中。在黑石峁岩画、狼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中舞蹈的蛙人，他们的生殖器都显得分外突出。乌兰察布岩画中舞蹈蛙人，是以四肢向四方的伸展为特点，其中一个还在人头的两侧各加一个圆点，以表示生殖力的强大。
    
    
    蛙人 左江岩画（资料图）
    左江岩画中的人像，无论是正身人像，还是侧身人像，都画成蛙的形体，这说明人和蛙是同构的关系，广西壮族当为“蛙人”的后代。壮族至今还有一种青蛙节，据说每年正月上半月都要天天为青蛙祭祀，唱青蛙歌，跳青蛙舞，青蛙死了还要特意安葬（如鱼《蛙纹与蛙图腾崇拜》）。云南元江岩画中也有舞蹈蛙人，其中一蝠蛙人双手各提小人的画面，正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形象写真。
    

蛙作为艺术形象反复出现，意味深长，绝非单纯是为了审美的需要。“在原始社会时期，陶器纹饰不单是装饰艺术，而且也是氏族的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它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彩陶作为一种造型艺术，总是反映当时的生活和社会存在的。当时的社会基本单位是氏族和部落，若干部落有时又结成亲属部落或军事联盟，从而组成大大小小不同范围的人们的共同体。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往往有一定的信仰、风俗和艺术风格，当陶工们在制作彩陶时，不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种信仰、风俗和艺术风格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因此一定的彩陶花纹，特别是某些特殊的传统花纹，反过来又可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崐化和隐藏在文化背后的人们共同体的重要标志。”（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
    
    
    蛙纹 彩陶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资料图）
    有人还认为：蛙与原始农业有密切的关系，蛙的冬眠、复苏、鼓噪与农作物的萧条、发芽、茂盛的现象，在季节上有比较一致的节奏。（李湜《彩陶蛙纹演变机制初探》） 布留尔则在妻子受孕与庄稼丰歉的关系上进一步指出：大量的原始民族中，妇女不孕将使庄稼颗粒不收。反过来，妇女怀孕，则可获得庄稼的好收成。这就是布留尔关于原始思维理论的重要建树互渗律的揭示，一种在我们看来十分荒谬的、不回避矛盾的思维原则。它能使客体、存在物或者现象，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确定自身的存在，同时这种存在又与其他什么东西在我们看来毫无关系的东西相关联，譬如受孕与庄稼收成的关系等。（〔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
    
    
    人面蛙纹 陶盆（资料图）
    马家窑文化出土的这些所谓人面蛙纹陶罐，可能包含了三层意思，而这三层意思在他们看来是统一的：一、以蛙为氏族的图腾信仰；二、将蛙的繁殖之盛状，作为一种神秘力量来促进氏族人丁的增长；三、把受孕与庄稼丰歉联系起来，以前者象征后者，希望获得实际收成的同时使氏族壮大。这种解释，应该比认为这些人形纹是古代神树的观点要切实一些。
    

蛙既然作为部落或氏族的图腾标志频繁出现于彩陶上，它就必然被注入了特殊的意义。最直接的意义就是蛙与人的亲属关系。在原始人的图腾观念中，氏族的成员与氏族所崇拜的图腾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蛙又是多子的动物，彩陶上画蛙纹，自然就有祈求生育、繁衍子孙的象征意义。户晓辉指出：“在远古时代的万物有灵世界观及人、动物、植物的生殖可以互相感应与传达的巫术信仰支配下，葫芦（瓜）曾被认为是植物旺盛殖力的代表，曾经实行过一种模仿巫术，而蛙腹则被推崇为动物蕃衍能力的象征。所以，中国神话中的女娲，即是女瓜，又是女蛙，因为作为大母神和始祖神，其‘瓜’和‘蛙’的功能是相通而又相同的。” （户晓辉《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
    涂殷康《蛙神话源流》认为，黄河中上游地区以蛙为图腾的这个氏族就是神话中的女娲氏族；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以蛙纹和鸟纹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至半坡文化之间有着继承关系的那个氏族或部落，可能是一个以蛙和鸟为图腾的氏族;蛙和鸟的图形再三地出现在彩陶装饰中，可能带有图腾标志或巫术礼仪的作用。杨堃《灶神考》说：“据吾人推测，最初的司灶者或灶之发明者，恐属于以蛙为图腾之民族。”而且这个以蛙为图腾的氏族，“居于穴内，亦即营穴居生活的图腾氏族之一族。”
    青海乐都柳湾遗址是黄河上游迄今已知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自1974年以来进行过多次发掘，发掘的墓葬多达上千座，出土文物达三万多件。其中一件人形彩陶壶，造型奇特，且极为罕见，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因此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举行祭祀仪式时专用的酒壶，或者是在举行巫术活动时用来驱邪镇鬼的法具。
    
    
    阴阳蛙人 彩陶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资料图）
    青海乐都柳湾出土，通高34厘米、口径9.2厘米。此彩陶壶呈小口鼓腹造型，腹部两侧有对称的双环形耳。上腹部饰黑彩图案纹饰，特征与同时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壶差别不大。与众不同的是它的颈部略高，口沿外侈，在壶身彩绘之间捏塑出一个裸体人像。人像站立，头位于壶的颈部，五官俱备，小眼、高鼻、硕耳、大嘴，披发，双手置腹前，两脚直立，乳房微突,乳头用黑彩加以点绘，在人像下腹处夸张地塑造出生殖器形象,在阴唇的中央，却包含着男性的阴茎,可知裸体人像所表现的是合男女为一体的阴阳人。陶壶背后绘有一只形体较大的筒化的蛙类动物，表示的应是人的后背。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画面，人像的正面是阴阳人，人像的背面是只蛙，人蛙相融，合为一体。在人像和大蛙脚下，围壶饰有一圈水波纹。据专家鉴定，这是一件男女两性“复合体”。其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是一种男女同体的崇拜物，与远古时期的萨满巫教信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