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徐焰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中南海对于世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新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乃至领袖的代名词，在此不仅上演过一幕幕情系国家命运的政治剧目，同时还在继续引领新中国走向辉煌的明天。……
    

抗战胜利后的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帷幕。古城北平西南的战火燃起后，国民党各行政机构都撤走了，7月28日全城沦陷于日军之手，此后度过了八年黑暗的岁月。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为便于进行殖民统治，又建立起以北洋余孽齐燮元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并利用了中南海的房舍。日伪统治时期，又宣布改城市名为北京，不过当时国人不服从此伪令，反而坚持称城名为北平。此时华北地区真正的统治者也并非是伪政权，而是设在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原执政府院内的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1945年8月15日那个举国欢庆的沸腾之日。当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古城北平的人民不顾侵略军仍盘踞城内，纷纷悬挂国旗，燃放鞭炮庆祝。不过，侵占北平的日军和伪军接受美国和蒋介石的命令，“维持维持治安”，拒不向城外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城郊的战斗仍在继续。
     日本投降时，包围北平城的是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按照国际间正常的战争惯例，投降者应该向与自己当面作战者缴械。在中国战场上，差不多半数的日军在敌后战场与解放区军队作战，按照常理，应该让正面战场的日军向国民党军投降，敌后战场上的日军则向解放区军队投降。可是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们却反对按照正常的惯例受降，认为让中共部队接受日军投降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大半个中国马上被共产党接收，以致使美国在华利益不能实现。
     在太平洋战场担任作战指挥的麦克阿瑟，此时被任命负责安排日本投降事宜。这个一向习惯于口衔长管烟斗、戴着太阳镜傲然悠荡的职业军人，在政治态度上素来站在极右翼的立场上，早在30年代初就以敢于下令在白宫前广场出动坦克并开枪镇压“饥饿示威”的退伍军人而恶名远播。此人虽然负责对日作战，最崇拜的人却是日本军阀东乡平八郎大将，对共产主义则极端仇恨。一听到日本表示投降，麦克阿瑟马上向国防部提议，应命令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投降。
     在杜鲁门看来，国民党政府虽然腐败独裁，按照美国的“人权”标准和民主观念来衡量绝对属于反动的专制政权，却是亲美的，能够充当自己的附庸。而中国共产党尽管有许多优点被人称赞，可是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庄莱德在备忘录中早已一针见血地说明：
     “考虑到中共的性质，意识形态及以往的态度，很难设想，美国的任何一种利益能在这样的共产党国家中得到发展。”(《美国外交文件》第7卷，第633页)
     从美国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杜鲁门最后决定，还是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受降问题上，不能让日军把武器和地盘交给共产党，以壮大中共的实力。8月15日，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负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马上向日本大本营下达的受降范围的命令，规定除中国长城以北为苏军受降范围外，整个中国境内(不包括香港)、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均为蒋介石指挥的中国军队的受降区。日本的支那派遣军、台湾的第10方面军、越南北部的第38军应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这一地区投降，违者要予以惩罚。
     此时让蒋介石的军队去受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却办不到。对国民党当局在战争结束时所处的可悲局面，杜鲁门不禁感叹道：“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于是他决定“打破常规”，采取了一种“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的政策。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此解释说：
     “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至我们能够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2卷第72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如此这般，转眼间昔日作为作战对手的日本侵略军，立即就变成执行自己反共任务的盟友。而此时的侵华日军头目，也把保存自己实力并逃避惩罚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和蒋介石身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日本投降当天，即8月15日，日本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其“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随后他又得到远东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关于只能向美蒋军队缴械的通告。起初有所犹豫并试图多方试探的冈村宁次就此打定主意，只接受美国和国民党政权的命令，要求日军继续作战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直至9月至10月间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美国空运的部队到达，日军才从城内撤至城郊，交出了北平防务。然而直至1946年2月，城内的日军才最后解除武装，随之遣返回国。
    对这种美、蒋、日军联合反共的行为，最后一任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在战后就回忆说：
     “在华北，日军严守军纪，继续艰苦奋斗，掩护国民政府军和日本侨民的集中，直到国民政府军能够防御共军的侵犯为止，始与之进行交代，并将武器交出。同时帮助侨民有条不紊地回国。在此期间，逃亡和失踪的，全军不过数百名。所以如此，中国领导人的善意也是原因之一。从十一月开始，中国方面对我军一部分解除武装，主力部队则是从翌年二月开始解除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北支治安战》(下)第七章第三节)
     日本天皇刚刚宣布接受投降，美、蒋、日、伪便在反共前提下迅速“结成一体”，使中国战场特别是北平、天津附近竟出现了这样的图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几个月里，身份上已经是战俘的日本军队却仍然手持武器，继续与战胜国中国的解放区军队作战，并“维持秩序”，即镇压各地的中国人民。这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怪现象！
     当时，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反攻威震华北、华东，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虽然在继续作战，不过败军之将不可言勇，知道“皇国”败降的日军官兵此时根本没有多少战斗意志。腐败无能的伪军更是难以与八路军、新四军对抗，使得美国又以“受降”之名直接出兵到中国东部来帮助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从8月下旬开始，美国将其原先用于“驼峰空运”的太平洋战区的大部分运输机都调到中国。数百架C－46和C－47型运输机频繁地起降于各机场，出现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从未见过的一幅大规模空运场面。
     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抢夺胜利果实，还利用侵略军和附敌的傀儡军以对付本国同胞，不能不引起中国解放区军民的极大愤怒，也引起原先的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人民的严重不满。美军开进刚刚获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中国，控制战略要地，而且军纪败坏、胡作非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当时在各大城市内，美军士兵抱着“吉普女郎”招摇过市，成为路人皆为之侧目的普遍景象。1946年12月，恰恰在受到西方影响较多的中国知识界内，最先发起了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去”的运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短短几年后，国民党政权即被中国人民推翻，美国对华政策亦彻底失败，报应何其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