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重点，又是北平这样的大城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9月1日宣布，建立国民政府北平行辕，原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被委以主任之职。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匆匆忙忙要建立北平行辕，固然是想在政治上向华北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用于否定当地已经建立的解放区政权，同时也是架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对手李宗仁的一种手段。
     李宗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著名人物，民国年间是新桂系军阀的首领，也是国民党内广西派的领袖。他1891年出生于桂林，青年时就读于陆军速成学校，后参加同盟会。1917年他参加护法战争，次年任营长。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后，他任陈炯明属下粤桂边防第3路军司令，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2路军总司令，1924年底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靠武力统一了广西。在统一广西后，李宗仁主动靠拢广东国民政府并在名义上接受领导，于1926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并与武汉政府对立。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他先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4集团军总司令。随着实力的壮大，新桂系被蒋介石视为威胁，1929年春遭南京政府的突然袭击，桂军一度被打垮。同年冬，李宗仁返回广西老巢，重整旧部，割据一方进行反蒋活动。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大混战时，他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并派兵北上配合冯阎军进行中原大战。此次反蒋失败后，他退踞广西，1931年又与孙科、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政府”，再次反蒋。1936年李宗仁又联合广东军阀发动两广事变，再掀反蒋旗帜。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他才与蒋介石重新握手言欢，并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一同进行抗日战争。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李宗仁有所倚重，表面上很客气，关键在于有战斗力较强的20多万桂系军队，因此先后委任李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曾指挥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作战。通过抗战八年，桂系军队虽然没有被蒋介石的中央系吃掉，其指挥权却也逐渐与其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相分离。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除了急于消灭共产党，也想一并清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除了对云南的龙云以武力解决，对李宗仁等人便采取架空的方式，授给一个表面级别很高却又没有实权的头衔。
    李宗仁在五六十年代居美期间，曾由华人作家唐德刚笔录回忆。其中他讲述了被委任北平行辕主任时的感受：
     “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从名义上讲，北平行辕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李宗仁权衡再三，选定了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来担任。在军事行动为主时期采用这种文人构架，也说明李宗仁知道行辕没有指挥权。
     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北平行辕时，国民党军主力还在大西南，与北平远隔数千里，中间有广阔的解放区，从陆路根本无法到达。为此，美国第14航空队全部出动，以数百架运输机为国民党运兵。以李宗仁为首的原汉中行营，也是乘美机前往北平建立行辕。
     9月初，李宗仁派遣参谋处10余人由汉中飞往北平，寻找合适的位置。9月20日，萧一山秘书长、王鸿韶参谋长也飞往北平布置北平行辕成立事宜。他们看到城内中南海这一区域最适宜设立行政机构，便决定在此办公。国民党内其他“接收大员”虽也在城内大肆强占房屋，毕竟还没有人敢与名义上的最高指挥机构行辕争夺中南海。
     1945年10月26日，李宗仁率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等乘美国飞机飞到北平。北平市民听说李宗仁到来，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长达8年之久，今天重获“光复”，心中还是有诸多幻想，对国民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表示热烈欢迎确实还是出于至诚。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广大民众很快发出的呼声便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美国和国民党政权虽然利用日军和伪军暂时夺取了中国沦陷区的大城市，而在中国几乎民心丧尽。“五子登科”一词，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国内各城市中几乎人所周知的一句讽刺话。对于“天上飞来的”的接收大员和“地下钻出来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们，房子、车子、条子(金条)、票子、婊子这“五子”，成为最重要的追逐目标，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几至不可收拾。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突如其来的胜利之际急于抢夺城市，对接收事先并无统一规划。结果是党部抢，行政官员抢，军统、中统、宪兵、陆军、空军、警察机关也都争先去抢。加上蒋介石一贯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权术，党、政、军、特组织互不相统，每一组织内部也故意造成相互牵制的几个派系，这种体制就更加剧了争夺的混乱。结果是“先入关者为王”，谁先抢到手归谁。后到者眼红心热之余，有本事的就再去抢先到者。李宗仁这位赶到北平的大员，对此就回忆说：
     “北平行辕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简陋的汉中行营所能比。不过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蒋先生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道命令只是敷衍和面子的虚文。派到北平的各党政军机关，都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行辕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我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坐在中南海居仁堂内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非常明白自己这个主任是有职无权，徒有虚名而已。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我任北平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这时的中南海，名为华北最高行政中心，实际上成了一个只接受公文副本的空架子。一些社会名流开始却对此机构充满厚望，请求解决问题，结果却基本得不到有实际价值的答复。如国内著名画家齐白石在城内粮食都被国民党官员垄断的情况下，家中竟然买不到下锅之米，只好跑到中南海找李宗仁。以齐白石的名气，行辕主任当然接见，得知此事后竟然也无办法可想。李宗仁无法指挥控制粮食的部门，便只好下令，从行辕人员的配给粮食中抽出一份，定期送到齐白石家。老画家对此“礼贤下士”十分感激，回去后画了一副山水图，送给李宗仁，从此悬在居仁堂的墙上，而知其事者却无不为此叹息。
     一个国内大有名气的齐白石要吃饭，还要靠李宗仁从行辕人员的粮食供应中克扣一份才能解决，那么市内那么多毫无名气的小民百姓该怎么办呢？
    当时中南海中行辕主食每天处理的公务，主要是为分赃不均而拔刀相向的国民党军政部门当调解人。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便回忆说：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