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委当时那样对待江青，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按原则办事，不能因为你是主席夫人我就要对你如何如何。当时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江青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只是早年曾经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个副处长的名。她到北京来，刚来时市委还是比较重视的，派市委书记邓拓陪她看戏。只是因为她随意指指点点，随便议论人、随便批评人，才引起大家不满。邓拓至终只陪了她两场，就是因为看不惯她的作风，借口有偏头痛就不陪了。江青因此更觉得受冷落了，因为她去上海是柯庆施场场陪她，而在北京，不仅彭真不陪，刘仁不陪，连邓拓也不陪，她便觉得太降格了，心里老大不高兴。

彭真和北京市委在处理和江青的关系上坚持原则，不愿苟同，不愿屈从，使江青大为光火。这也许就是造成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种“枕头状”的一个因素。

京剧汇演大会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一个通栏大标题，说顾问康生、江青到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我看到后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发议论：江青又不是中央领导，怎么能在《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通栏发她的消息？这是违反常规。“文革”中这也被揭发，成为罪行。

我在当时曾把我在京剧改革中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向彭真同志讲了。彭真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听各种不同意见，所以我在他面前无所顾忌。

问：关于彭真同志能听各种不同意见，和他接触较多的同志似乎都有这个印象，您能再具体说说吗？

答：我讲几个小故事：三年困难时期，他派我随副市长赵鹏飞去怀柔一渡河农村蹲点，研究农村的体制和分配关系怎么个搞法。我们俩人回来就向他汇报吃食堂不行，那时吃食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标志”啊！取消食堂就是反社会主义。但我们仍然和他说，办食堂把树砍光了当柴烧，没有柴时，就拆房子，把檩条拿来烧，农民吃饭又吃不饱。后来我随他去山西，他让我出去转转，看看自由市场，我回来和他说，在自由市场上能买到鸡，买到猪肉，当然价钱贵一点，但是能买得着。这是在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背景下向他反映的情况。他是愿意听真话的。

大跃进时期，东北大协作区计委下边有个处长叫李仲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是在庐山会议之前），他的基本看法是：这几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我看了这个材料后专门挑出来给彭真念了，可以明显地感到我是同意李仲云的意见的，当时彭没有说什么。庐山会议之后兴起了反右倾运动，李仲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并没有一句批评我的话。所以我有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讲，他是能听得进真话的人。

1960年有一次，他问我：你拿过碉堡没有？我说，我没当过兵怎么会拿碉堡？他说，这次我让你去“拿碉堡”，改造“三类队”。我给你请个老师－－赵鹏飞，我让他带着你去。赵带我去了通县牛堡屯东永和屯大队。赵把我介绍给公社的几个头头，请他们介绍了情况，对我说，过几天再来看我，他把我在大队安排好以后走了。后来又来过几次，帮我分析情况。我在东永和屯吃食堂，交粮票，吃豆腐渣子、酱渣子掺和着做的窝窝头，每天给我一个大窝窝头，里边就是麸子、米糠等这些东西。农民还吃不到那么多。我为了让他知道农村的贫困状况，特地拿了一个我们在大队食堂吃的窝窝头回来给他看，说这就是老百姓每天领到的“三两八钱一”的粮。彭真看了后直摇头。这时老百姓的生活已贫困到了极点，北京地区有许多村也出现了浮肿，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在村里住了些日子也浮肿了，腿上一按一个坑。彭真见我回来了，让我和他一起吃了顿饭。当时他有特供，当然，肉已大大减少了。我心里很热乎，知道他关心我，也愿意了解下面的疾苦。

问：“文革”前夕，批“三家村”时您在哪里？

答：1966年春天，我在通县农村正搞“四清”，突然接市委组织部电话，让我回来，说组织部佘涤清部长找我谈话。我赶回来，佘部长说彭真发话了，分配你的工作，要你去《北京日报》。我心里老大不愿意去报社，我跟老佘说，我能不能找范瑾谈谈，他说可以。范对我说：“现在要批判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市委考虑要找一个熟悉市委情况的人，在《北京日报》内部成立大批判组，市委决定让你负责这一工作。”范瑾转述万里的话说：“现在三个秀才（指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掉下去了，我们这些人在旁边看着干着急，没办法！”确实，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形势已经十分紧张了，要赶快筹备大批判。但我在乡下四清，对形势的紧张并无感觉，我还是不愿意去，就又找了刘仁。刘仁正养病，他说他不清楚这件事，就立刻用电话把佘涤清找来，打听出是市委常委讨论定的，刘仁说：“常委讨论了，你就去。”我只好去了。出刘仁的办公室后，碰见刘仁的秘书张天泰，我说要调我去报社，我不愿去，他说：上海市委已组织了理论队伍，北京市委也要组织，你就去吧！我得先回通县村里交代工作。范瑾打电话催我，我没有立马回来。这是3月底4月初的事，这一下就错过了《北京日报》“4·16编者按”这件事。我当时不愿去，倒并不是我已经嗅出了点什么，想故意推脱，只是不喜欢去《北京日报》，拖延其事，碰巧就错过了北京市委被迫仓促应战的这些准备。“文革”中我才了解到：在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主席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于是，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上以3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按语是由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这后来被江青、康生斥为“假批判，真包庇”。配合着编者按，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以上这几批材料，都没有应和毛主席的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