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消息毕竟是公开了，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抗战结束之初，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黄金，引得民怨沸腾，被普遍认为是败亡先兆。尔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允许上海市民以1000金圆券兑换黄金1两，但每天限兑1000两，先来先购。
     在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的当口，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50伤，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尔后，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此举彻底阻断人民生路：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到1949年1月已经变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到1949年6月，银元价格更是达到了5亿金圆券一枚。
     “一个新币如此快速贬值，影响如此众多人民的生活，世所罕见。”吴兴镛《黄金密档》一书中，收录了一位大陆医学教授2004年的来信：“政府撤退到台湾时，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圆券收刮民间硬通货，强运台湾的情况，恍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倾家荡产，十分痛恨。”
    “金圆券成为废纸，人民财产付诸东流，国民政府也就成了全民公敌。”
    ■ 抢运但蒋介石似已顾不上这些，军费开支庞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其下野，促使其决心争分夺秒加紧运送黄金。因蒋深知，下野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1949年1月1日，50万两黄金自上海秘密运台。1月10日，又有10万两黄金悄然运离上海。
     此时，淮海战役中，国军完败，内外交困中，蒋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为此，他必须提前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
    但财界对此意见不一，财政部长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1月11日，时任国军联勤总署军需署长吴嵩庆收到指令，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下野前五天，1月16日，蒋介石更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蒋经国日记》）最终，蒋介石如愿在下野前还抢运了一批黄金。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舰艇“海平号”和“美朋号”，装载着1800 万银元、90 万两黄金驶离上海外滩码头时，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因此时离蒋介石下野只剩18小时。
    不过，1月10日、20日的两批黄金，都没有直运台湾，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的绝密战时金库。
    ■ 密约令后人不解的是，运往厦门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竟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
     由这份草约，“央行”名正言顺转出了国库黄金，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吴成了蒋的“白手套”。这是蒋不想摊在阳光下的秘密军费，用以购买支撑内战所需的枪炮弹药。
     “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父亲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纪录。”吴嵩庆之子吴兴镛研读过父亲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