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黄昏，李弥兵团部所在地青龙集被突破。入夜之后，战斗进入僵持状态。
     一纵攻击到距陈官庄不远的河堤附近时，三师多次强攻，仍然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而河堤拿不下来，就无法进一步割裂邱清泉与李弥两兵团间的联系。三师调整了部署，投入了预备队，经过与守军的反复争夺，终于有一个营突上河堤，占领了一段长约两百米的堤埂。但是，立足未稳，国民党守军便发动了反击，双方在河堤上开始残酷的白刃战。肉搏之中，国民党军的飞机疯狂轰炸，然后，淡黄色的烟幕又升起来了。坚持在河堤上的解放军官兵用湿手巾掩着口鼻，战至最后全营只剩下十几名官兵，但这两百米长的堤埂依旧在手。
     十一纵的谭连长奉命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摸上去，在当面敌人的后腰部占领一块阵地，以便在主力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切断国民党守军的退路。谭连长在夜色中找了很久，才发现敌人的两个据点之间，有一条“抗日沟”——抗战期间当地军民挖的交通壕——他决定从这里摸上去。谭连长刚进了“抗日沟”，就被国民党守军发现了，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扑了上来。一排副排长王斌带领二班顶上去，几支汤姆枪猛烈射击，把守军压在地上动弹不得。谭连长命令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始挖交通壕，冻土很硬，铁锨铮铮作响，官兵们大汗淋漓。谭连长在阻击的二班和挖交通壕的官兵之间来回跑，一边跑一边喊：“既然上来了，咱们就不退了！死也死在这里！”
     在谭连长的南面，一支突击队已经打到敌人的阵地前，官兵们占据着交通壕的两端，一面阻击守军的反击，一面清扫交通壕里的残敌。两端带头的副班长都对身后的战士们表了决心：“负伤了也要完成任务！”但是，向交通壕里摸索的时候险象环生。副班长黄发礼突然被两个敌人抱住，黄发礼喊：“是自己人！”趁敌人犹豫的一瞬间他开了枪。前面，交通壕里挤着几十个敌人，一个戴着皮帽子的军官冲过来把黄发礼的枪抓住了。黄发礼说：“别误会！我是一营三连的！”皮帽子问：“刚才谁打的枪？”黄发礼说：“不知道，可能是后面！”手电筒照了过来，皮帽子看见黄发礼一身国民党军军装，放心了——黄发礼，一个小个子战士，一个多月前他还是黄维兵团里的士兵，在运河附近被俘虏后没几天，他就参加解放军投入了包围杜聿明集团的战斗，虽然身上的军装还没来得及换，但是他说“自己的立场早就换了”。趁敌人松懈下来，黄发礼突然一个信号，后面的战友一起冲过来，数支冲锋枪猛烈扫射，交通壕里顿时乱成一片，然后就是寂静，敌人的尸体把交通壕塞满了。“去向连长报告”，黄发礼说，“我们占领了这段交通壕，等天亮了，就让主力从这里冲进去！”
     李弥跑进邱清泉兵团的防地，第九军也放弃阵地向陈官庄防线跑了过来。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引起了巨大的矛盾。杜聿明规定，突围的时候，两个兵团轮流当前锋，先由邱清泉兵团发动攻击，李弥的部队担任掩护；然后，李弥兵团越过邱清泉的部队继续攻击——“更替跃进，突出重围”。
     邱清泉在指挥部里把第十二军一一二师师长于一凡骂了一顿，说他的三三六团在郭营被歼灭，三三五团在左砦投降，而这两个团的损失影响了整个战局。于一凡抗辩说：“我是一个师，却担负着一个军的防御正面，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谁能维持下去？”邱清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向于师长下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你坐飞机回南京去暂时休息一下，我给总统打电报！”于一凡顿时愣住了——谁不想赶快想脱离战场？但是，此时此刻，这一奢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邱清泉，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怎么真实：是不是邱司令官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邱清泉已经没有了平日不可一世的狂妄，他被眼前国民党军“一泻千里的崩溃”弄得惊恐万状，“终日呆坐在敌我态势图前垂头丧气”，不断地自言自语道：“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七日晚上，参谋长李汉萍发现邱清泉喝得酩酊大醉，蒙着头睡在床上什么也不闻不问——“我恐怕当晚崩溃，向他请示办法。他怒气冲天地说：‘让他崩溃好了！’”
     八日，美国记者西默·托平还没有完全走出战场。身后的炮声似乎减弱了，他问身边的护送他的解放军战士：“炮火已经停止，徐州守军是否已经完蛋？”“是的”，解放军战士肯定地回答，“杜聿明就快完蛋了。”
     西默·托平在一个村庄里与解放军官兵一起享用了一顿猪肉和米饭——“寂静的黑夜似乎都变得鲜活起来，到处都能听到士兵情绪高昂的歌声。每一位共产党战士看来都粗略地了解淮海战役的总战略以及来年夏季将在长江上展开的下一步行动……我凝视着夜色，豁然觉得明智起来。我明白我们错过了作出重大抉择的岔路口，毛泽东走的是他的革命道路，而我的国人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我现在意识到，美国人与共产党人自由交往的时刻已不复存在。在延安，不再会有友好的宴会和气氛和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辩。毛泽东正致力于他的革命事业，任何外国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无法左右他的方向。”
     西默·托平走到另外一个村庄，他遇到了一个“自一九三六年以来一直在解放军的队伍中任职，这期间只见过他妻子和家人一面”的干部。这位干部在西默·托平的笔记本上写道：“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为了幸福，我们愿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一起战斗到底。”签名是“田武昌”——因为没有写明职务，因此，无论是西默·托平还是今天的我们都无从查明这是否是个真实姓名，一个猜测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给部队起代号时，通常喜欢借用中国大城市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