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和王安石陷于空前的孤独。 他们不得不另选一批新人。但这些人,或为钻空子,捞油水,或为走捷径,爬仕途。宋神宗他们把改革变成了一个“怪胎”——群臣反对,百姓也反对。 王安石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掀开了一场关于“国是”的争论。这场争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朝廷成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深居后宫的曹后,最担心的就是“一言堂”。政令的改变,对国家的影响是一时的;政风的改变,却有无穷后患。她终于出面:“新法有其弊端,现在民间深怨青苗法和募役法,难道皇帝不该想想吗?”动情处,她声泪俱下。 政策上的劝说宣告无效,曹后转而致力于人事问题,以此维系朝政的平衡,不至于出现向改革派一边倒的情形。 1079年,在欧阳修、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因反对变法而被贬黜之后,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爆发了,苏轼因诗中有不满改革的句子而获罪。 是年冬天,弥留之际的曹后,把宋神宗叫到病榻前:“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高兴地对我说:‘皇后,我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现在苏轼入狱,你怎知不是仇人中伤呢?就算他的诗有所不妥,也只是小过错,不可伤了朝廷的中正平和之本。” 苏轼由此得以保全。 与此同时,对已成众矢之的王安石,曹皇后也叮嘱神宗:“王安石的确有才学,可惜仇人太多,你若真爱惜人才,不如让他暂时离京外任。” 言毕,曹后病逝于开封。 改革大幕落下了 曹后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变法。身为女子,她的角色的确受到了限制,但是,当一群士大夫为了确立自己的主张而大闹朝廷时,深宫中的曹后却能致力于保全双方的精锐力量,为后世子孙留下一批声名卓著的人才。这样的远见,让后世无法忽视她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 六年之后,宋神宗也抱憾而亡。哲宗即位,祖母高后垂帘听政。北宋没有第二个曹后,高后不是一个具有宽大胸襟和冷静头脑的人,她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变法大臣一律被贬。后来,哲宗亲政,叛逆的小皇帝又全盘反对祖母,要全面恢复王安石新政,但北宋也没有第二个王安石。一来二去,北宋朝廷上再也听不到不同的政见,只有不断加深的党争和一遍一遍被修正的“国是”。 亡国的钟声,已经慢慢敲响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