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摘自《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回忆录》，哈雷特·阿班 著 我在广州的那些日子里，有种古怪的印象，觉得一切法理都荡然无存，全凭手中的武力说话。政变一场接一场，快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显赫的人物接踵逃往香港避难，经过密谈与妥协，又怡然归来，而一切忙乱尽是徒劳。从一开始，连我这种对中国事务一无所知的外国人，都能看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在酝酿中。而在上海，情况却截然相反，除了索克思外，凡与我交谈的人，都把广州的情况看成是一场玩笑。  “广东总是在搞叛乱。他们总在那儿瞎折腾，多少年了，老是那样。不过说实在的，成不了什么事。” 这是1926春上海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估计。到了同年9月，被人嗤之以鼻的国民党人攻下了长沙、岳州、武昌和汉口。1927年春，他们拿下了南京和上海。到1928年6月，北京和整个中国北方都归他们统治了。 三年后，南京政府连续两年作出努力，要将我驱逐出境。那帮狂热的国民党人居然指责我“从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起便造谣中伤国民革命运动”。 为此，我一张张翻阅了日久发黄的成堆采访笔记，翻阅了《广州英文日报》和香港报纸上我的文章剪报，翻阅了我寄往香港、美国的新闻故事的复写纸，想知道自己究竟错了多少。 每个外国人，无论用心多么良好，总会犯下错误。但是，尽管我不会说本地话，看不懂本地文字，因而在采访时困难重重，尽管敌对的集团及其领袖人物观点迥异，尽管领袖人物个个都对事实讳莫如深，以至真伪难辨，我都坚信，广州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巨变的开端，必将成为我一生中采写的最大新闻故事之一。 抵达广州后不久，我就前往香港，把跨太平洋的回程船票打八折退了，那时离六个月的作废日期还很远。从那时起，我便认定“中国故事”是我产下的一只蛋。我已铁了心，要安坐在这只鸡蛋上，直到小鸡破壳而出。 若没有俄国帮助，国民党军队1926年从广东开始发动的北伐能否成功，令人怀疑。但中国最终却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代价，包括无数国人的生命、巨量的财产损失、连年的武装冲突，以及对各个外国政府的长期不信任，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帮助却是中国急需的。 俄国人的卷入跟蒋介石无关。那是中国革命领导人孙逸仙医生留下的遗产。孙逸仙1925年在北京过世。他在世时，由于美国及自由欧洲各国拒绝向他施以援手，他只得转向莫斯科求助。有一阵子，他以为日本或许能成为中国的挚友，但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及用意后，他的幻想破灭了。最后，不得已之下，他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秘密建议，若真被接受了，世界历史必将被改写。 这条消息，是我在广东那几个月里挖到的最大独家新闻。它先在费城的旧版《公共记录报》及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发表，却未在美国引起丝毫兴趣。消息传回广州后，随即引来充满敌意的否认，不久却又沉默了。原来，指责报道为“捏造”的官员们发现，孙中山的提议早已进了官方档案，分别存放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里。 头一次接触这些秘密的国际动向，是从一个被排挤的广州官员那里听来的。此人待在香港，正牢骚满腹。他骂国民党的现任领导是“一群该死的中国赤党”，说到火冒三丈时，一时口快，提到孙中山已经对“跟俄国人的交易”感到后悔。根据这项交易，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他说，孙中山已经请求美国出面挑头，组织武装干涉，从俄国人及日本人手中解救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