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对抗蒙古铁骑的火器

孟珙奉命驰援江陵，他以疑兵计迷惑敌人，命部队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间列火炬照江达数十里。趁蒙古军迟疑之际接连攻破二十四寨，夺回被掠民众二万人，遏止住了中路蒙古军的攻势。江陵保卫战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孟珙，于是孟珙开始着手收复荆襄。嘉熙二年，张俊收复郢州、贺顺收复荆门军。十二月，刘金在冢头、樊城、郎神山击败蒙古军。嘉熙三年，信阳军、樊城、襄阳、光华军、蔡州也相继收复。这是宋蒙战争以来南宋第一次有计划的收复失地，对于保卫南宋有重大的意义。襄阳收复后孟珙还多次主动派兵深入河南作战，在孟珙镇守襄阳期间，蒙古军也不敢轻易南侵。西线阔端军先破沔州(陕西勉县)后围青野原，南宋利州路统制曹友闻率军支援，击退了蒙古军，然后他又在大安(陕西宁强)击败蒙古军先锋汪世显部。端平三年，蒙古军加强了攻势，阔端接连攻克武休、兴原府、入阳平关。曹友闻认为应该拒险设伏击敌，但赵彦呐不听，命曹友闻去无险可守的大安拒敌。友闻无奈，只好决定夜间突袭歼灭敌人薄弱一部，或可冒险取胜。不巧遇见大雨，耽误了行军速度，曹友闻与其弟友万战死，宋军大败。曹友闻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友闻死后四川再无可以抵抗的良将，利州、成都、潼川三路五十四州县相继陷落，直到阔端在得到阔出病死的消息后掳掠一番，从成都退军。这是四川第一次遭受蒙古的洗劫。

由于蒙古军的战略重点放在西征，所以蒙古第一次南侵未尽全力，同样南宋方面也没有做好全面防御的准备。宋蒙之间真正惨烈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绍定六年(1233年)权相史弥远病故，理宗旋即改元为端平。在沉默了近十年之后，理宗终于开始亲政了。史弥远专政二十五年南宋“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难为功”。面对南宋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理宗决心整顿朝政，改变南宋日渐衰落的颓势，于是就有了“端平更化”。

端平更化首要的内容就是罢免史党，理宗任用洪咨夔等人做监察御史，将台谏的任免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利用他们对史党的弹劾流放了时称“三凶”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袁韶、赵善湘等史党也遭罢免，被史弥远排斥于朝廷之外的真德秀、魏了翁则被理宗召入朝内。这一举措深得民心，真德秀入朝时百姓自发的夹道欢迎，这一情景让人联想起北宋元丰年间司马光入朝时的往事。

官冗是一直困扰两宋的问题之一，在朝内往往是多个候补官员等待一个官缺。国家要拿出钱去养那些闲官，而这些候补官员为了能尽快得到任用往往会去行贿，从而造成吏治败坏。因此理宗通过控制取士人数和严格升迁制度的方法来加以控制。从端平元年开始，平均每次科考的取士人数为四百五十人，而在此之前，平均每次考试的取士人数达六百人。在严格升迁制度方面，理宗规定无论朝官还是在外官都不得徇私举荐官员，没有担任过州县官员不能入朝做郎官，已经当上郎官的必须外放，补上州县这一任。理宗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冗余的问题，但由于改革力度不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还是治标不治本。

理学做为正统官学的面貌出现正是从理宗一朝开始的。为了确立理学的历史地位，两宋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纷纷入祀孔庙。理宗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他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郿伯。到了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最终排定了两宋入祀孔庙的名单，他们是：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这份名单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正式宣告确立。

在抬高理学大师的同时，理宗还开始重用理学之士。真德秀、魏了翁入朝就是这一举措的表现。真德秀和魏了翁不但是当时的理学领袖，也是有出色政绩的地方官，召他们入朝并不是单纯为了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理宗同时还希望在他们的主导下能改善南宋混乱的财政状况。

理宗亲政时面临物价飞涨的问题，当时会子的发行量超过三亿贯，贬值严重。南宋朝廷在停止发行新币、回收部分旧币、严厉打击伪币的同时，动用库存黄金十万两、白银数百万两平抑物价。在物价整顿的初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使南宋军费开支上升、端平末年又逢特大灾荒，南宋不得不大量发行交子以缓解府的财政压力。经受了一系列打击，南宋的经济整顿计划彻底失败了。经济改革连连受挫使民众大为失望，当时有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若欲百物践，直待真值院。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面。”平心而论，这首民谣把矛头对准真德秀是不对的。因为真德秀在升任参知政事后两个月就去世了，与他一同入朝的魏了翁也屡遭排挤，而自求罢归故里。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