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更化的各项政策一直持续到纯祐年间，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当初的一腔热情早已烟消云散。1253年理宗改元宝佑，后宫的阎婉容晋封为贵妃。阎贵妃恃宠干政，宦官董宋臣因巴结阎贵妃而大受理宗恩宠。理宗命董宋臣管办祐圣观，董宋臣趁机大兴土木，建梅堂、芙蓉阁，改造香兰亭，擅夺民田，假公济私，搞得民怨沸腾。人们都称他为“董阎罗”董宋臣见理宗好色，就引许多娼妓艺人入宫，讨好理宗，使之纵情声色。

萧山县尉丁大全因娶外戚家婢女为妻，也搭上了阎贵妃这条线。他极力巴结阎董二人，因此得到了重用，很快丁大全就被升为右司谏。丁大全与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同为谏官，但他们却缄默不言，无一谏劾。于是人们在他们名字中的大字旁加点，戏称他们为“三不吠犬”。

保佑三年，理宗任命董槐为右相兼枢密使。董槐向理宗进言，以为当前有三种行为危害政纲：一是皇亲国戚不守法，二是执政大臣擅做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约束士兵。皇亲国戚不守法则法令行动虚设，导致朝廷丧失权威;执政大臣擅做威福则正邪不分，导致奸邪肆虐，正直的人不愿出仕;军纪松弛则士兵骄横，容易生变。这三种行为不革除，政令难以贯彻。理宗听得将信将疑，在理宗身边的小人们就已经坐不住了。

宝佑四年是南宋政治上的多事之秋。首先是丁大全派门客向董槐行贿，希望能结交董槐，但遭严辞拒绝。丁大全见董槐不买他的帐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还没等丁大全下手董槐就丁大全企图贿赂自己的事报告理宗。董槐认为丁大全奸佞不能信任，但理宗不听，反而认为董槐多疑。也许董槐为赌一口气，也许董槐想迫使理宗罢免丁大全，他以自己与丁大全不能同朝为由上了辞呈。找到了机会的丁大全趁机弹劾董槐。让董槐没想到的是，理宗站在了丁大全这边。不过，理宗的诏书还没有下，丁大全居然用御史台的台檄调动士兵百余人，手持利刃包围董槐的府第，胁迫他去大理寺。一行人走到北关，士兵们便呼嚣着散去，留下了董槐一个人，等董槐慢慢走到大理寺时免去他宰相的诏书才刚到。擅自派兵胁迫宰相，这是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丁大全此举震惊朝野，一时间舆论大哗。丁大全并未因此获罪，反而当上了谏议大夫。太学生陈宗、刘黼、黄镛、曾唯、陈宜中、林则祖等六人，伏阙上书斥责丁大全专擅不法，反被其爪牙诬陷，将这六人削去学籍、编管远州，时人称这六人为“宝佑六君子”。宋廷又在三学(太学、武学、宗学)立碑，禁止学生妄议国事。不久后丁大全又签枢密院事，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丁又做了右相。

与丁大全同时当上执政的还有马天骥，丁马二人都是巴结阎贵妃起家的，于是他们相互勾结专擅朝政。有人在朝门上写了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指则阎贵妃、丁大全、马天骥三人乱政，南宋将亡。理宗得知后心中不悦，但这种事也无从查起，只能不了了之。在当时有人作《钉诗》一首讽刺朝政：

余玠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跋扈的大将，以统一四川的军政。他乘到嘉定府之机，首先将当时也在嘉定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但移驻云顶山的利州都统制司，却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之职。余玠率部至云顶山下，派金某上山任职，但遭到姚世安的抵制。姚世安又通过避居云顶山现任宰相谢方叔的侄子，向谢方叔诬陷余玠，谢方叔便在理宗面前参了余玠一本。

四川远离南宋政治中心，理宗唯恐四川生变，所以对余玠也起了猜疑之心。于是在宝祐元年下诏召余玠回京，改任资政殿学士。余玠得诏后抑郁不乐，不愿进京，遂服药自杀。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至宝祐六年余玠才得以平反。余玠之死是南宋的一大损失，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

钓鱼城

北方的蒙古自窝阔台死后各派系绕着汗位继承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淳祐十一年，蒙哥在拔都的支持下即位，他将蒙古的战略目标转向南宋。为了完成灭亡南宋的计划，蒙哥在宝祐元年派其弟忽必烈进攻云南，次年灭大理国。宝佑五年，蒙军入侵安南，最终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宝祐六年，蒙哥决定亲率主力攻打四川，然后顺江东进，塔察儿从荆襄南下，兀良台合从安南北上，三路大军会师鄂州后东进临安。蒙古军第二次南侵开始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