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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回族学者着书立说，开始用汉文字宣传伊斯兰教的经典，其中最着名的当属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到了清代初期，回族知识分子“以儒诠经”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译着和着述不断涌现，其中以马注、刘智、马德新为代表。马注着有《清真指南》10卷，刘智着有《天方性理》6卷、《天方典礼》20卷、《天方至圣实录》20卷等，刊行流传很广。马德新不仅是清初伊斯兰教的着名经师，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编译有《四典要会》、《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礼法启爱》等等，其着作涉及伊斯兰教的教规教义、阿拉伯语法修辞学、天文地理等多方面。马德新还曾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遗憾的是只出了5卷，他便去世了。 汉文化的烙印在我国的清真寺中也多有体现。我国内地的清真寺多呈中国古典式建筑与阿拉伯式建筑相结合的风格。清真寺里的匾额楹联不但采用中国的文字形式，而且内容上也是伊斯兰教文化和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如新疆昌吉本地寺大门对联，上联是“修身以礼明心以道达真乘”，下联是“物我尽忘真一归真归初境”。河北沧州清真大寺殿前柱联，上联是“赖真宰脱二虑窥妙本不出我胜”，下联是“超万缘归一体视太极若在我身”。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内匾“临下有赫”，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匾“无极之真”，河北保定清真寺寺匾“道合中庸”。上述匾联的内容充分反映了回族先民的汉文化底蕴。 历史上，回族同胞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有许多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兴华研究员在《回族与中华文明》中指出：“假如没有回族及其先民引进那些天文、历算、工艺知识，没有他们在经商、贸易、航海、西部开发等领域的奉献，没有回族学者在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泛起的浪花，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不知还会放慢多少。”这些话颇有道理 (责任编辑：admin) |